析 疑

不带「○」的〈…〉夹注又是什么？和校记有什么不同？

卷第八十五谷门引《尔雅》一条，后有「〈言太山有鱼盐之饶也．不熟．五谷不成．荐．连岁不熟．〉」；同门引《周官》一条，后有「〈五种．黍稷菽麦稻．三种．黍稷稻．〉」；卷第九十三马门引《尔雅》讲马毛色，夹注密到几乎逐词解释，「〈馵后左膝白者．〉」「〈音奚．〉」。这些不带「○」的夹注是旧注或音注，来源可能是原书自带的注，也可能是类书编者为了疏通文义所加。它与校记的区别在功能：校记说另一版本作某，旧注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字读什么。库中把它们分成 kind='zhu' 与 kind='yin'，共九百四十一条。读者读《艺文类聚》时若把两类夹注一律当校勘，会得出唐人在校《尔雅》的错误印象；若一律当原注，又会把后世对校记误作唐注。分辨办法很简单：看有没有「○」，再看内容是作某还是释某。音注的例子很典型：卷第九十三马门引尔雅讲马毛色，夹注「〈音奚．〉」「〈音劬．〉」是给生僻字注音，不是校勘；同门「〈馵后左膝白者．〉」是释义。两类夹注都可能是原书旧注，也可能是类书编者所加，底本未标撰人，无法逐条归属，只能按内容分 kind。读者若要研究唐人注，应先排除带「○」的校记。旧注与音注之外，还有一类〈……〉是编者补出的背景，如卷第八十五谷门〈言太山有鱼盐之饶也〉解释尔雅句意。这类注既非校勘，也非单纯音义，而是串讲；数据层归入 zhu，读者读时可把它当串讲，不要当原书正文。把旧注、音注、串讲三类分开之后，读者才能判断哪一层是原书自带的，哪一层是后人补的。

底本里的「一云」「一作」「一名」算异文还是正文？该怎么读？

卷第二雪门引《韩诗外传》作「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雪花曰霙．雪云曰同云」，同门又有「自上而下曰雨雪．〈○此七字．初学记二引作诗传．当另作一条．〉」，这是校记指出整句可能应另立一条。库中另有「一云」「一作」「一名」「或曰」一类夹注，被标为 kind='yiwen'，共一百一十二条。它们与校记不同：校记是后人对版本，异文是编者或原书并列两种说法，如「一名身毒」一曰马刀之类。读法上，异文不是错字，而是同一对象的两个名字或两种解释，两个都应保留。最忌的是择一而弃：比如把「一名身毒」删去，只留「天竺国」，读者就失去了知道天竺又名身毒的机会。数据层因此不合并、不择优，异文原样留在 editorial_note 里，正文一字不动。统计时也不把异文里的书名当作新引书，避免引书种数虚增。异文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用途：它保存了同一名物的不同称法，如「天竺国．一名身毒」，若只留正文「天竺」，读者就不知道身毒即天竺。类书编纂时并列异文，本意是存疑备考，不是行文啰嗦；今天做名物检索，应把异文里的别名也建入索引，否则按「身毒」查会漏掉天竺条。异文与校记的边界有时并不清楚：「一云」是异文，「一作」多指版本异文，「一名」是别名。三者在底本里常混用，数据层统一标为 yiwen，不细分为三类，是为了避免过度解释；读者若要区分，应回看具体上下文与所引书名。别名与异文混在一起，是名物检索最大的障碍，建索引时应把别名也收进去。

《册府元龟》里常见的「臣某等曰」按语，为什么在《艺文类聚》里几乎看不到？

库中 editorial_note 的四种类型是校记、旧注、音注、异文，没有臣注一类；全书也找不到臣钦若等曰臣等谨按这类编纂者按语。这与《册府元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宋代官修，编纂者常在正文后加按语说明取舍；《艺文类聚》是唐初奉敕所编，体例是「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编者只做摘录与编排，不在条目后发议论。欧阳询序说「弃其浮杂，删其冗长」，删削而不评点，正是唐初类书的作风。因此本书的「注」层几乎全是后世校勘者所加，而不是唐时原注。读者若拿《册府元龟》的经验来找臣注，会一无所获；反过来说，本书材料的可信度也不能靠编者按语来判断，只能靠回溯所引原书。数据层没有臣注表项，不是漏建，而是底本确实没有这一层。没有臣注，也意味着本书的编纂意图只能从结构推断，而不能从按语直接读出：为什么某门先事后文、为什么某部并卷、为什么符命独立，都要靠部序、门序、引书分布来反推。这与《册府元龟》可以直接读按语的情况相反，研究方法的难度更高，但也更依赖底本本身。没有臣注，也意味着本书不提供编者为什么收这一条的直接说明。研究某一门的编纂意图，只能靠材料排列：先收哪部书、后收哪部书、事与文的比例、有无总载门。这些结构信号比按语更隐晦，但也更接近编纂实际。没有按语，反而逼着研究者从结构找意图，这也是类书研究比一般古籍整理更讲方法的地方。结构信号需要与引书分布合看，单看门序容易把编排意图读成偶然。没有臣注的书，研究编纂意图只能靠结构证据，难度更高。

卷第十符命门里有一个文体标记写作【凉】，这是哪个文体？

卷第十符命门的文段里，先有「魏傅遐皇初颂云」一篇，随后出现文体标记【凉】，再往下是「后汉傅干王命叙曰」「汉杨雄剧秦美新曰」等篇。按上下文，【凉】夹在颂与叙之间，既不是常见文体，也与前后篇不类，最可能是「颂」或「叙」的残讹，也可能是底本在传刻中把某个文体字的形近字混入。全书文体标记六十七种，绝大多数可归入诗、赋、颂、赞、铭、箴、碑、诔、表、启、书、论、序、诏、令、教、议、牋、策文、哀策、墓志、祭文、行状等常见体类，只有这一个「凉」无法归类。数据层没有替它猜一个文体，而是原样保留，并在报告中列为文体标记可疑的孤例。读者若见【凉】而不知所谓，最稳的读法是把它当作一个失名的文体标记，看它所领的篇目内容来判断：所领若是颂体，就按颂读；若是叙体，就按叙读。全书文体标记六十七种，绝大多数是可识的常体，只有「凉」无法归类。数据层不把它并进颂或叙，是因为一旦并错，颂、叙两体的段数就会虚增，而「凉」作为孤例反而消失。保留孤例，等于给底本留一个待考的标记，日后若有他本可校，再决定归属。【凉】所领的篇目，前有魏傅遐皇初颂，后有后汉傅干王命叙、汉杨雄剧秦美新，都是颂、叙、文一类。若按内容判断，它更可能是「颂」的残讹；但底本无他证，数据层不替它定名。读者引用这一门时，应写作文体标记作【凉】，而不是直接称颂体。孤例标记的处理原则是存疑不删、待证不改，这一条可以当作全书校勘纪律的样本。保留孤例，也就保留了底本的不确定性，这比替它编一个文体名更诚实。

底本用「．」而不是「。」作句读，这对检索和引用有什么影响？

全书句读几乎都用「．」，例如卷一天部门「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卷第六州部门「州之言殊也．合同类．异其界也」，卷第一百旱门「旱之言悍也．阳骄蹇所致也」。这个「．」是全角句点，与现代汉语的「。」不同，也与间隔号「·」不同。它带来两个实际问题：一是检索时若按「。」切句，会把整段当成一句，句数统计全部失真；二是引用时若把「．」直接转成「。」，字形就与原书不一致，严格的引文核对会判为不命中。数据层因此原样保留「．」，不做标点规范化；FTS 检索走 trigram，标点不参与匹配，所以用「万物资始」这类连续三字以上片段可以直接命中。若要按句统计，应在「．」处切分，而不是按现代标点。另需注意，底本偶用「：」承接「曰」，如「《周易》曰：大哉乾元」，同一段的句读符号并不完全统一。还有一个检索细节：底本的「．」与「。」、「，」与、用法不统一，同一段里可能混用。FTS 的 trigram 分词按字符切，标点不参与匹配，所以搜「万物资始」不受影响；但若按句读做统计，必须先统一标点，再切句，否则句数会忽多忽少。数据层不做标点规范化，正是为了保留底本原貌。引用核对时还要注意「：」与「．」的混用：卷一天部门「《周易》曰：大哉乾元」用冒号，同卷他条多用句点。若按统一标点改写，逐字核对会判不命中；数据层的引文抽检因此以底本原字符为准，不做任何标点替换。标点不改、字形不改，是引文核对能逐字命中的前提，也是数据层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条纪律。

原书自报七百二十七目，解析得到七百三十一门，差额该怎么交代？

通行的说法是《艺文类聚》四十六部、七百二十七目；本次解析得到四十六部、七百三十一门，差四门。差额不是靠拆字凑出来的，而是来自三类情况：一是卷内部行之后没有门名行，如卷第六「州部」之后直接进入总述，须按部名补出「州」门，「郡部」补出「郡」门；二是门名行有残字或并字，如卷第九十七「蜘蛛　蛸」，按内容归为一门而不是两门；三是底本门名行偶有讹夺，个别门可能被并进上一门或另立。哪些差额已坐实、哪些仍不能坐实，全部写进 anomalies 与交付报告，不静默跳过，也不为了对齐七百二十七而强删强拆。类书的结构数字很容易被后人当成硬指标，实际上原书目录与正文的用字、分合本就不完全一致，版本不同，门数也会有出入。对读者而言，重要的不是记死一个总数，而是知道差额出在哪里、每一门能不能回到底本的行号。差额的四门，目前已坐实的是州部补「州」、郡部补「郡」两门，另有两门来自门名残行与跨卷承接的判断，未能全部坐实。报告不为了凑成七百二十七而删门，也不为了对齐正文而拆门；凡不能坐实的，都留在 anomalies 里，供后来者用更好的底本复核。差额也提醒读者：不要把七百二十七目当成可以逐条对齐的清单。原书目录本身就有并门、残名、跨卷承接，不同版本的统计口径也不一致；真正可靠的，是每一门能否回到底本的行号与门名行。把差额写进报告，比强行对齐更有用：后来者可以据此判断该用哪个版本的目录。凡不能逐门对上的数字，都应视为待考，而不是定论。

一门之内，「事」与「文」的界线到底划在哪里？

卷第一天部门的结构最能说明这条界线：门「天」之下先是密集的「事」，从《周易》「大哉乾元」到《尚书》《礼记》《论语》《老子》，一路排到《楚辞天问》；随后出现独立一行【诗】，收晋傅玄两仪诗、天行篇、歌；再出现【赋】，收晋成公绥天地赋等。也就是说，一个门内部先列经史子书的记事与训释，再按文体分段收诗赋颂赞铭启等作品，界线就是【】标记。欧阳询序把这套编排说得很清楚：「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界线不是按内容划，而是按来源划：凡摘自经史子书、以叙事说理为主的，入「事」；凡整篇收录的文学作品，入「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门会同时出现「《周易》曰」与【诗】某人某诗曰：前者是事，后者是文，二者在门内并列，不互相吞并。读者若把【诗】当成新门，就会把门的边界切碎；若把诗段当引书，又会把撰人篇题误作书名。从段数看，事段九千三百八十七条，文段四千九百九十九条，事约为文的两倍；但门的分布极不均，天部一门之内事多文少，乐府门则全是文。也就是说，事文分栏是体例，不是固定比例。读者若按每门先事后文去校验，会在乐府、内典下这类纯文门误报，也会在符命、刑法这类纯事门误报。还有一个证据：同一门内的【诗】【赋】标记可以反复出现，说明文体分栏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随收文进程不断切换。读者若把标记当成门界，会把一门切成许多假门。事与文的比例还会随卷变化，读者若要统计某一部的文类结构，应以段为单位，不要以门为单位。

文体标记的首次出现顺序是诗、赋、赞、表、歌……，这个顺序有讲究吗？

按库中 passage 表统计，各文体首次出现的行号是：诗在卷第一天门内，赋紧随其后，赞稍后，表又后，歌在卷第一天门末段，再到颂、铭、令、序、书、祭文、启、论、箴、碑、吟等依次展开。这基本是沿着卷次推进而逐层铺开的：卷一天部先出诗、赋、赞、表，是因为天部门类最靠前，且这些文体在唐前总集里最常见；颂、铭、令、序要到礼部、乐部才密集出现；启、论、箴、碑要到职官、杂文、居处等部才成规模。顺序本身不是编者定的文体等级，而是部序推进的自然结果：哪一部先出现某体，某体就在那里首现。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诗」「赋」几乎与「事」同时出现——说明在编者心中，诗赋不是附属的「文」，而是与事并列的两大支柱。读者若想研究某体的分布，应按部序查首现点，而不是按文体名排序查。首现顺序还有一个细节：歌在卷一天门末段就出现，早于颂、铭、序，这说明「歌」在唐初文体观里是诗的近亲，不是乐部的专属。读者若把歌只放在乐部，会漏掉天部、人部里的歌辞。首现顺序还受部序影响：天部在前，所以诗赋赞表的首现点都在卷一；若把部序打乱重排，首现顺序也会变。这说明顺序是结构产物，不是编者心中的文体等级表，不能据此断言唐人最重诗。若把文体首现点画成一条线，可以看到它沿卷次呈阶梯状推进，每一步都对应一个新部的开始。阶梯状的首现线，也可以当作部序的另一种读法：每一级台阶，都是一个新部的入口。这条线若画出来，读者可以拿它当目录之外的另一种索引。顺序不是价值，结构才是。

为什么「诗」的段数远远超过其他文体，达到一千九百余段？

库中诗段一千九百一十条，赋八百五十二条，表二百九十八条，赞二百七十条，启一百九十二条，铭一百八十一条，书一百六十九条，乐府一百四十四条。诗独占文段总量的四成，原因有三：一是诗在唐前数量本就最大，编者可按门宽取；二是诗的篇幅短，一段能容一首，同一门可连收数十首，如卷第九十三马门在事段之后连收咏马、白马篇、天马歌等诗；三是门类覆盖面广，从天文、岁时到鸟兽草木，几乎每一门都有咏物诗可收。赋虽也咏物，但篇幅长、作者少，段数自然少一半。表、启、书多集中在职官、礼、杂文等少数部，分布窄。所以诗最多既是文学史事实，也是类书编排的结果：诗短、诗多、诗可配任何门。读者若用段数衡量文体重要性，会高估诗、低估碑诔这类长篇文体，因为后者一篇就占一个长段。诗段多还与门类宽度有关：天文、岁时、草木、鸟兽、器物、职官、居处，几乎每一门都能收咏物诗，而赋的题材相对集中于京都、宫殿、江海、器物，覆盖面窄。段数因此不能直接换算成文学价值，只能说明诗的可配门性最强。诗段多还有一个文体内部原因：诗有组诗、联句、应令、应教等多种形态，一首可以拆成多条，也可以多人同题并列；赋则多为长篇单篇，一段一赋。段数统计因此天然偏向诗，读者不宜用段数比较诗赋的文学地位。咏物诗在书中的密度还可以按门统计：写器物、草木、鸟兽的门，诗段比例最高；写制度、职官的门，诗段比例最低。诗段比例最高的是器物门与草木门，这两类门也是咏物诗最集中的地方，读者可按此定位。

乐府门为什么没有「事」段，一开篇就是「魏武帝短歌行曰」这样的诗？

卷第四十二乐部二的标题附文就是「乐府」，卷内第一门即乐府，正文第一段是「魏武帝短歌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接着陆机短歌行、古长歌行、魏明帝长歌行，全是乐府诗，没有一条某书曰的记事。这与大多数门先事后文的体例相反，原因在乐府本身的性质：乐府是乐曲的歌词，讨论乐府的文章往往就是乐府诗本身，若先列一堆训释再收诗，反而割裂了曲—辞的关系。类似的还有卷第五十六杂文部的诗门、赋门，它们以论诗论赋的「事」开头，但所收的仍是论述而非作品，说明门类性质决定事文比例。数据层因此不把无事的门当作解析错误，而是把它标为乐府门起首即文的异常并保留整门为文段。读者若按每门必有事段的规则去校验，会在乐府门误报缺失；若按每门必有文段去校验，又会在刑法部、符命部这类纯事门误报。乐府门之后的舞、歌两门（卷第四十三）则恢复先事后文：先引礼记、周官讲舞制，再收舞诗、舞赋。同属乐部，乐府纯文，舞、歌先事后文，说明门类性质比部类更决定体例。读者读乐部，不能用一个模板套到底。乐府门纯文，还与它的来源有关：乐府本就是配乐的歌辞，若先列训释再收歌辞，会割裂曲辞关系；编者索性把乐府诗集中排列，让读者按曲调、按时代读。这种做法在类书里不多见，是乐部独有的体例。舞、歌两门的先事后文，也说明乐部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同部之内，体例随门而变，这正是类书编排的弹性。乐部内体例的弹性，提醒读者不要用一个模板读全部四十四卷，门才是体例的真正单位。

杂文部为什么既收「文之体」的门，又在门内收具体的诗文？

卷第五十五至五十八是杂文部，门序依次为经典、谈讲、读书、史传、集序、诗、赋、七、连珠、书、檄、移、纸、笔、砚。前半是论文之书——经典、谈讲、读书、史传、集序；后半是文之体——诗、赋、七、连珠、书、檄、移，再到文房器物纸、笔、砚。这一部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同时承担两种职能：既收关于文章的议论，也收文章体裁的范例。于是在门「诗」里，先有毛诗序、春秋说题辞、汉书、文章流别论等论诗之语（事），后接【诗】标记下的具体诗作（文）；门「赋」同理。读者会看到诗门里既有论诗，又有诗，这不是重复，而是事文分栏在文体门内的又一次应用：论诗为事，诗作为文。若把杂文部当成单纯的文体分类表，就会忽略前半的学术史材料；若把它当成作品选，又会忽略文之体的门名本身。杂文部的后半还收纸、笔、砚，把文之器附在文之体之后。这一编排说明唐初人理解的「文」不仅是作品，还包括书写工具与物质条件；研究文学生产史，纸笔砚三门与前面的诗赋门同样重要。杂文部前半的「经典」「读书」「史传」三门，收的是治学方法与书目，属于学术史材料；后半的「诗」「赋」「七」「连珠」收的是文体，末尾「纸」「笔」「砚」收的是文房。三者合起来，正是一部缩微的文学生产全流程。把杂文部与文部、集部对照，会发现它更像一部文章学手册，而不是一部作品选；这也是它在全书中位置独特的原因。杂文部的位置也说明，唐初人把读书—论文—作文—文房看作一条完整的链条，而不是四门互不相干的学问。

【牋】和【启】明明都是上行公文，为什么分成两个文体？

库中【启】一百九十二条，【牋】十六条，二者都集中在职官部与杂文部。启与牋在唐前都属于上行文书，但用途与对象不同：启多用于谢恩、陈情、贺喜，魏晋以后成为臣下对君上与尊长的通问之体；牋则多用于州府僚属对长官、或对储君陈事，语气更近于公牍。卷第四十五职官部总载职官门后，谢朓为王敬则谢会稽太守启、庾肩吾谢东宫启一类，都归【启】；而【牋】多出现在太子詹事、太子中庶子一类东宫官属的门内，正对应上于储君的用途。编者把二者分列，不是不知道它们相近，而是因为收文对象不同、称谓格式不同，混收会让读者分不清奏给谁。这也提醒今天的读者：文体名在类书里常常绑定收文对象，不能只按上行/下行二分。若把牋并入启，会丢失东宫官属这一层信息；若把启并入书，又会把臣下谢恩与友人通问混为一谈。牋、启之外，表、书也常在相邻门出现：表多上于君，书多通于友，启多谢于尊长，牋多陈于储君或长官。四者按收文对象分层，而不是按文体形式分层。读者若要研究六朝公文，应把这四种连起来看，单看一种会失去对象维度。牋与启的分列，还与六朝官制有关：东宫官属上于储君用牋，臣下上于天子用启，州郡僚属上于长官也用牋。文体名因此绑定官署层级，读者若只按文体形式分类，会看不出收文对象的差别。若把表、启、牋、书四类按收文对象排成一张表，六朝公文的层级关系就一目了然，比单看文体得名更清楚。四类公文之外，诏、令、教、檄则多为下行文书，与上行四类正好构成公文的两极，读者可对照阅读。

撰人榜上梁简文帝以二百七十六篇居首，这是否说明《艺文类聚》偏爱梁代文学？

库中可认撰人三千五百余条，梁简文帝二百七十六篇居首，梁沈约一百九十篇次之，魏陈王曹植一百五十九篇第三，梁元帝一百二十七篇第四，周庾信一百一十四篇、晋郭璞一百零三篇、晋陆机九十八篇、梁庾肩吾九十三篇、晋傅玄八十二篇、魏文帝七十四篇随后。梁代三人（简文帝、沈约、元帝）合计近五百篇，加上庾肩吾、江淹、刘孝绰、吴筠、刘孝威等梁陈作者，梁陈文学的分量确实很重。原因不在编者偏爱，而在时代：欧阳询等身处唐初，去梁陈未远，梁代总集、别集与类书尚多存世，取用最便；同时梁简文帝、元帝本人就是高产作者，咏物诗、赋、铭、启数量极大，且题材覆盖天文、岁时、器物、草木，正对类书按门取材的需要。所以榜首既是文学史事实，也是文献存佚的结果：梁代文集存得多，唐初编者就引得多。读者若据此推断唐初人最推崇梁简文帝，证据不足；若据此推断梁代诗文赖本书保存最多，则大体成立。梁代作者的高频还有一层制度原因：梁元帝、简文帝都曾大规模组织文人编纂总集与类书，梁代文集在唐初的存世比例最高。类书编者取梁代材料最方便，引用自然最多。这不是文学评价，而是文献存量的投影。梁代高频还有一个文本原因：梁代盛行咏物诗赋，题材细到扇、镜、灯、伞、莲、竹，正合类书按物立门；而汉魏作者多长篇大赋，题材集中于京都、宫殿、江海，能拆入门类的反而少。存世量与题材适配度双重作用，才把梁代作者推到榜首。榜首的数字还提示一个方法论：研究类书撰人，应同时看存世量与题材适配度，单看篇数会把咏物诗人误判为一代文宗。

同一位曹植，为什么在库里既作「魏陈王曹植」又作「魏陈思王曹植」？

库中「魏陈王曹植」一百五十九条，「魏陈思王曹植」十条。两者是同一人：曹植封陈王，卒谥思，故全称陈思王，省称陈王。类书引他的作品时，前缀写法随门、随篇而异：有的门写「陈王曹植」，有的门写「陈思王曹植」，还有直接写「曹植」的。若不归一，检索曹植会得到三批结果，撰人榜也会把一人拆成三个。数据层做了两件事：一是把「陈王曹植」「陈思王曹植」「曹植」都列入撰人白名单，按最长前缀优先匹配；二是保留原文称谓，不强行改写成统一名。这样既能按「曹植」检索到全部条目，又能保留原书的称谓差异，供研究封号、谥号之用。同类问题还有「魏武帝」与「曹操」、「梁简文帝」与萧纲：原书多用封号谥号，少用本名，今天的检索若只按本名，会漏掉大半。称谓差异还影响检索：若只按「曹植」搜，会漏掉写作「陈王曹植」「陈思王曹植」的条目；若只按封号搜，又会漏掉直称本名的条目。数据层用白名单做最长前缀匹配，正是为了让三种写法都能归到同一人，同时保留原文称谓。类似的称谓问题还有「魏武帝」与「曹操」、「梁元帝」与萧绎、「宋陶潜」与陶渊明。类书多用谥号、封号，今天的检索若只按本名，会漏掉大量条目；反之，若只按谥号，又会漏掉直称本名的少数条目。建立别名表是必要的。别名归一之后，仍应保留 original_name 字段，否则研究封号、谥号与称谓变迁时就失去了原始材料。别名表与原文称谓并存，是处理人物数据最稳妥的办法：既不丢信息，也不制造假名。称谓不统一是唐前文献的通例，检索时必须先建别名表。

文段撰人只认出三千五百余条，剩下的一千一百多条为什么不硬认？

库中 literary_piece 共四千七百一十六条，其中 author 字段有值的三千五百六十一条，未认的一千一百五十五条，约占四分之一。未认的多数不是无名氏，而是前缀无法可靠切分，例如「梁李镜远诗」晋成公绥天地赋这类还能切，但「古诗」「古长歌行」「道士步虚词」「细言应令诗」这类根本没有撰人，或撰人已佚；还有一些前缀形如「《释名》」「《广雅》」，其实是文段里误入的引书。硬认的办法是按字数切前两字作姓名，但那会把「古诗」认成「古」、把「细言应令诗」认成「细言」，错得比不认更糟。数据层的原则是：宁可留空，不可错认。留空不影响按篇题检索，只影响撰人榜统计；错认则会让一个虚构的「古」姓作者进入文学史统计，且无法回溯。未认的一千余条在报告里列为缺口，供后续人工核名，而不是用算法凑数。未认的一千余条中，有一部分是可以人工补的，如「梁李镜远诗」晋成公绥天地赋；另一部分如「古诗」「道士步虚词」本无作者，补也补不出。报告把前者列为待核名，后者列为无撰人，两类分开，避免把无名氏硬派给某位诗人。未认条目中还有一类是「又」字承接，如「又诗」「又赋」，它们承的是上一篇的作者，而不是新作者。库中把这类另计为文段又曰承前作，九百余条，既不算未认，也不单列作者，避免把同一作者的作品重复计入不同人名。待核名的一千余条里，若能补上三成，撰人榜的尾部会发生明显变化，而榜首通常不动，这说明高频作者较稳定。未认不等于无名，只是现有证据不足以定名，留空最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