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一天部门的结构最能说明这条界线：门「天」之下先是密集的「事」，从《周易》「大哉乾元」到《尚书》《礼记》《论语》《老子》，一路排到《楚辞天问》；随后出现独立一行【诗】，收晋傅玄两仪诗、天行篇、歌；再出现【赋】，收晋成公绥天地赋等。也就是说，一个门内部先列经史子书的记事与训释，再按文体分段收诗赋颂赞铭启等作品，界线就是【】标记。欧阳询序把这套编排说得很清楚：「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界线不是按内容划，而是按来源划：凡摘自经史子书、以叙事说理为主的，入「事」；凡整篇收录的文学作品，入「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门会同时出现「《周易》曰」与【诗】某人某诗曰：前者是事，后者是文，二者在门内并列，不互相吞并。读者若把【诗】当成新门，就会把门的边界切碎；若把诗段当引书，又会把撰人篇题误作书名。从段数看，事段九千三百八十七条，文段四千九百九十九条，事约为文的两倍；但门的分布极不均，天部一门之内事多文少，乐府门则全是文。也就是说，事文分栏是体例，不是固定比例。读者若按每门先事后文去校验，会在乐府、内典下这类纯文门误报，也会在符命、刑法这类纯事门误报。还有一个证据：同一门内的【诗】【赋】标记可以反复出现，说明文体分栏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随收文进程不断切换。读者若把标记当成门界，会把一门切成许多假门。事与文的比例还会随卷变化，读者若要统计某一部的文类结构，应以段为单位，不要以门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