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中 editorial_note 的四种类型是校记、旧注、音注、异文，没有臣注一类；全书也找不到臣钦若等曰臣等谨按这类编纂者按语。这与《册府元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宋代官修，编纂者常在正文后加按语说明取舍；《艺文类聚》是唐初奉敕所编，体例是「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编者只做摘录与编排，不在条目后发议论。欧阳询序说「弃其浮杂，删其冗长」，删削而不评点，正是唐初类书的作风。因此本书的「注」层几乎全是后世校勘者所加，而不是唐时原注。读者若拿《册府元龟》的经验来找臣注，会一无所获；反过来说，本书材料的可信度也不能靠编者按语来判断，只能靠回溯所引原书。数据层没有臣注表项，不是漏建，而是底本确实没有这一层。没有臣注，也意味着本书的编纂意图只能从结构推断，而不能从按语直接读出：为什么某门先事后文、为什么某部并卷、为什么符命独立，都要靠部序、门序、引书分布来反推。这与《册府元龟》可以直接读按语的情况相反，研究方法的难度更高，但也更依赖底本本身。没有臣注，也意味着本书不提供编者为什么收这一条的直接说明。研究某一门的编纂意图，只能靠材料排列：先收哪部书、后收哪部书、事与文的比例、有无总载门。这些结构信号比按语更隐晦，但也更接近编纂实际。没有按语，反而逼着研究者从结构找意图，这也是类书研究比一般古籍整理更讲方法的地方。结构信号需要与引书分布合看，单看门序容易把编排意图读成偶然。没有臣注的书，研究编纂意图只能靠结构证据，难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