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疑

帝王部为什么按一个个帝王立门，而不是按「圣王」「暴君」这类事类分门？

帝王部从卷第十一「总载帝王」起，经卷第十二、十三、十四，门序是太昊庖牺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然后殷成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直到魏武帝、晋武帝、宋武帝、梁武帝、陈武帝。也就是说，帝王部不按圣君/昏君创业/守成分类，而是按人立门，一人一门。这与天部按天/日/星/风分门、人部按头/目/耳/口分门完全不同：帝王部的分类轴是「人」，其他部的分类轴是物/事。原因在于帝王部的材料本来就以人物传记为主体，若按德性分门，同一帝王会被拆到多处，材料反而零碎；例如汉高帝既有受命之符，又有用人之事，还有制度之创，分到三处就再也读不出一个完整的开国之君。按人立门，还能保持每位帝王的完整叙事，方便读者按朝代检索，卷十二汉高帝门先引河图提刘、春秋孔演图讲符命，再引史记讲生平，正是先符后事的写法。代价是门数多而门内材料不均：有的帝王门只有几条，有的多达数十条。数据层因此不把门数当作篇幅指标，另用段数、字数来补。帝王部之后紧接着后妃部、储宫部：卷十五后妃，卷十六储宫，太子妃、公主各立一门。这条衔接说明帝王部不是孤立的君主传记，而是帝王—后妃—储宫的皇族序列。读者若只读帝王部，会看不到后妃、太子在类书里的位置；若把三部和读，才能看出编者对皇族结构的完整安排。帝王部四卷的门数从卷十一的十六门递减到卷十四的七门，越到晚近朝代门越少，这与史料存量成正比，也与唐初人对近世的取舍有关。

人部为什么多达六十门，从「头」「目」「耳」「口」一路排到「妒」「淫」「愁」「泣」？

人部从卷第十七延续到卷第三十七，整整二十一卷，门数六十，是全书最大的一部。门序先走身体：头、目、耳、口、舌、发、髑髅、胆；再走人物类型：美妇人、贤妇人、老；再走言行：言语、讴谣、吟、啸、笑；再走德性：圣、贤、忠、孝、德、让、智、性命、友悌、交友、绝交；再走情志：公平、品藻、质文、讽、谏、说、嘲戏、言志、行旅、游览、别上、别下、怨、赠答、闺情，直到宠幸、游侠、报恩、报雠、盟、怀旧、哀伤、妒、淫、愁、泣、贫、奴、婢、佣保。这是一条从「身体」到德性再到「情志」的连续光谱，编者用人部把「人」拆成六十个可检索的侧面。门数多，不是因为细碎，而是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太多，任何合并都会让材料互相压盖：例如「妒」与「淫」若并入「闺情」，女性题材就会挤成一团，读者再也分不清是写情还是写德。读者查「愁」「泣」这类情感词，往往以为在文学部，其实在卷第三十五人部；查「奴」「婢」这类身份词，也在这二十一卷里，而不是职官部。人部的庞大规模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独占二十一卷：从卷十七到卷三十七，几乎每卷四到五门，正好把身体、德性、情感、身份四层铺开。人部与「文」的关系也值得注意：言语、讴谣、吟、啸、笑、言志、行旅、游览、别、赠答、闺情这些门，收的不只是记事，还有大量诗赋。也就是说，人部既是人的分类，也是与人相关的文学主题分类。读者研究赠答诗、别诗、闺情诗，应从人部入手，而不是从乐部或杂文部入手。人部的身体门多引说文、释名，德性门多引经传，情志门多引诗赋，三类引书正好对应三层分类，读时可据此判断某门属于哪一层。

灾异部的末门为什么是「贼」「蜮」这类看似不起眼的小目？

卷第一百灾异部的门序是旱、祈雨、蝗、螟、蟊、贼、蜮。前四门是旱灾与虫灾，蝗、螟、蟊都是食苗之虫；「贼」指食苗节的虫，底本开篇即「尔雅曰．食苗节曰贼」「京房易传曰．王者与诸侯争．虫食苗节茎」，把它列入虫害序列；末门「蜮」则引「洪范五行传曰．蜮．射人者也．生于南越地」「毛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把这种传说中射人的短狐作为灾异收尾。全书以灾异终卷，而灾异部又以蜮终门，这个收束很有意思：从旱、蝗这类可验的自然灾害，逐步过渡到蜮这种半传说、以「淫女惑乱之所生」解释的异象，正好体现唐初灾异观的边界——灾异既是农业社会的真实威胁，也是道德秩序的征兆。编者把「贼」「蜮」放在最后，不是随手补遗，而是按由实到虚排列，让全书的结尾落在不可见之物上。这也与卷九十八祥瑞部的由虚到实形成对照：祥瑞从甘露、木连理这些可验之瑞，排到龙、麟这些神物；灾异则从旱蝗这些可验之灾，排到蜮这种不可见之异。两部以虚实为轴，正好收束全书的天人叙事。灾异部的编排与正史五行志有相通之处：先分灾种，再系以政事，最后归到天人感应。但它比五行志更简，只收灾异名目与典型事例。读者若要系统研究唐初灾异观，应把灾异部与祥瑞部对读：祥瑞讲德至则瑞应，灾异讲政失则灾生，两部的门序正好构成一正一反的镜像。灾异部七门之外没有水灾「火灾」专名，水旱蝗螟之外的大量灾种散见他部，这说明灾异部并非灾种全表，而是选择性收录。以灾异终卷、以蜮终部，使全书收束于不可见之异，余味颇长。

《艺文类聚》引书频次里《汉书》高居第一，这是否说明它偏重汉代史料？

按库中 citation 表统计，出现最多的书名是「汉书」四百九十八条，其次是「毛诗」二百九十条、「史记」二百八十五条、「东观汉记」二百七十四条、「礼记」二百五十五条、「左传」二百二十八条。单看榜首，很容易得出偏重汉代的结论，但把前几名连起来看，画面并不一样：毛诗、礼记、左传都是经部，东观汉记是东汉官修史，史记是通史。也就是说，前六名里经、史各占一半，汉书只是史部中引用最密的一种。原因在于类书的「事」部需要可引用的典故与制度实例，而《汉书》体例整齐、纪传表志俱全，最便于按门摘取；《东观汉记》则是唐初尚存的东汉史料，编者随手可取。再往下看，《尔雅》一百六十八条、《淮南子》一百四十九条、《庄子》一百四十条、《山海经》一百二十一条，子部与训诂书的分量并不轻。所以更稳妥的说法是：本书引书以经史为骨干、子部为血肉，汉代史料因《汉书》《东观汉记》两部体量大而显得突出，并不等于全书的价值取向只重汉。还有一个口径问题：citation 表只记段首书名，一行并置数条引书的段落有二千五百余段，所以汉书四百九十八是段首口径，不是全书引用总数。若按段内所有X曰重扫，汉书的实际次数会更高，但排序未必改变。读者引用这个榜首时，应说明是段首统计，而不是全书共引汉书四百九十八次。若把《东观汉记》与《后汉书》《续汉书》分开看，东汉史料在本书里的总引量会超过西汉，这与汉书居首的单书排名并不矛盾：一部书大，不等于一类史料多。

为什么底本里的引书大多写成「尔雅曰」「汉书曰」，而不加书名号？

卷一天部门第一条作「《周易》曰：大哉乾元」，带书名号；但同卷往下就出现「又曰：立天之道」，再到卷第六地部门首条作「神农书曰．湛浊为地」，卷第八十五谷部门首条作「尔雅曰．中有岱岳」，都不带书名号。可见底本的书写并不统一：有的条目保留《》，有的直接写书名加「曰」。这不是数据清洗时丢掉了符号，而是底本自身的形态——早期写本与刻本对引书的标记方式本就不一致，整理者又未统一加书名号。对数据层来说，这意味着不能靠有没有《》来判断一段是不是引书，只能靠段首的X曰结构。于是引书抽取改为：先看段首是否有书名号，没有就取「曰」前的二至十四字作书名。这样做会带来一个副作用：某些段首其实是撰人＋篇题，如「魏武帝短歌行曰」，也会被当成书名，只有在进入文体标记【诗】之后的段落才按撰人篇题处理。反过来，带书名号的段落也不一定都是引书：卷一天部门「《皇览记》〈○太平御览二作皇览冢墓记．〉曰」一条，书名号里还夹着校记，说明底本的符号层与文本层已经混在一起。抽取时若只按《》取书名，会把校记文字误作书名的一部分；若只按「曰」前取字，又会把《》当成正文。两种写法都要处理，才不至于漏条或错条。底本还常见「神农书曰」「黄帝素问曰」这类托名之书，书名本身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著作，若按《》判定，这些条目会全部漏掉。抽取规则因此必须兼顾有号/无号两种形态，不能只认一种。读者若自己重跑抽取，建议先统计带《》与不带《》两类各多少条，再决定归一策略，不要一上手就改底本。

引书表里「毛诗」和「诗」是两个不同的书吗？

库中「毛诗」出现二百九十次，「诗」出现三十次，另有「韩诗」四次、「韩诗外传」六十次。从用例看，单称「诗」的多是省称，指的还是《毛诗》，例如卷一天部门引「诗云．乃眷西顾」一类句子，语义与毛诗无异；「韩诗」则是另一家传本，常与「韩诗外传」同现。问题在于，若把「诗」「毛诗」当作两书统计，会虚增引书种数，也会让《毛诗》的频次被切走一小块。数据层目前保留底本原样，不做合并，只在报告里说明「诗」多为毛诗省称；这是宁可少认，不可错认的折中：合并需要逐条核实，而省称与别称的边界并不总有硬证据。真正的风险在于反向操作——把「韩诗」也并进「毛诗」，那就会把两家师说混为一谈。因此检索《毛诗》时应同时查「毛诗」「诗」，查《韩诗》则另计。还有一个细节：卷第五十六诗门引「毛诗序曰」，这里的「毛诗序」是《毛诗序》，不是《毛诗》正文；若把「毛诗序」并进「毛诗」，会把序与经文混为一谈。可见书名归一不能只做字符串相似匹配，还要看清「序」「注」「传」这类后缀，它们往往指向不同的文献层级。「韩诗」与「韩诗外传」也应分开：前者指韩婴所传《诗》说，后者是带叙事的传体，二者在本书中用法不同。若把两者合并，诗说与故事就会混为一谈，统计上也会把传体的篇幅算进诗说。这类省称在唐前文献里极多，类书只是把它们原样保留，整理时最忌见字就并。毛诗与诗若分开统计，最直接的后果是《毛诗》在引书榜上的名次会被低估。归一时宁可多留一个名字，也不要少留一部书。

引书里的「魏志」是《三国志·魏书》吗？为什么它出现得比「三国志」多？

库中「魏志」一百一十条，而三国志几乎不作为段首书名出现。看卷第四元正门所引「魏志曰．明帝甘露二年．幸辟雍．命群臣令赋诗」一类句子，内容都是曹魏一朝事，正是陈寿《三国志》中「魏书」部分。唐人所称「魏志」，通常就指《三国志·魏书》，因为《三国志》由魏、蜀、吴三书合编，引者按书分别称「魏志」「蜀志」「吴志」。「蜀志」在库中也多次出现，如卷第十九吟门引「蜀志诸葛亮梁父吟曰」。所以「魏志」不是另一部独立的魏国史，而是《三国志》的分书省称。统计时若把「魏志」「蜀志」「吴志」各自计为独立引书，会把一部书拆成三部；若一律并成三国志，又会丢失分书信息。较稳妥的处理是保留分书原名，另设归一字段，报告里注明它们同属一书的三个部分。库中另有「蜀志」多条、「吴志」少量，与「魏志」合计正好覆盖《三国志》三书。若研究某一朝，按分书检索最准；若研究陈寿全书，则应按三部合并统计。数据层保留分书原名，是为了不丢掉「魏志」与「魏书」的称法差异，也为了日后能按分书回接《三国志》的篇目。分书省称还带来一个检索陷阱：若读者搜三国志，一条也搜不到；若搜「魏志」，才会见到曹魏材料。数据层因此在报告里给出分书与全书的对应表，并在检索示例中提示魏志＝三国志魏书，避免把省称当佚书。分书检索还有一个好处：可据「魏志」与「蜀志」的引文比例，看出本书对三国材料的取舍偏重。因此引书表的「书」字，实际包含了整书、分书、省称三种粒度，用前需先降维。

引书里的「世说」就是《世说新语》吗？它为什么常被当作史源而不是小说？

库中「世说」九十七条，段首多作「世说曰」，所引内容多为人物言行轶事。例如卷第二雪门附近的条目，与《世说新语》的记事风格一致。唐人所称「世说」，一般即指刘义庆《世说新语》，当时书名尚未固定为四字，省称「世说」是通例。类书把它放在「事」部而不是「文」部，说明编者并不以今人的「小说」眼光看待它，而是当作可采摭的史料与清谈实录：其中的人物、官历、风仪，正可补正史之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世说》在本书中的引文常与《晋书》《续晋阳秋》并列出现，编者把它们当作同一层级的记事来源。读者若按现代图书分类去小说类找《世说》，会错过它在类书里作为史料被引用的大量条目。反过来说，若把《世说》的全部引文都当信史，也会忽略它本身的传闻性质，这正是类书引书需要回溯原书的原因。一个可核的例子是卷第二雪门附近的「世说」引文，与《晋书》所记同一人物的条目常并列出现，文字详略不同。类书把二者放在同一门，说明编者把它们视为可互证的史料，而不是正史/小说两级。今天研究《世说》，若只看原书，会漏掉类书里保存的异文与上下文。「世说」之外，本书还引「语林」「郭子」一类清谈书，同属一个知识传统。若只读《世说新语》原书，会漏掉这些同类书在类书里的并存状态；把它们合看，才能看出唐初人眼中的清谈史料是一个书群，而不是一部书。清谈书群与正史的关系，是研究唐初史料观的一个好切口，类书正好提供了并置的样本。清谈书群的存在，也让史源与「小说」的界线在唐初显得比后世模糊。

同一门里大量出现的「又曰」，读者怎么知道它接的是哪一部书？

卷一天部门开头是「《周易》曰：大哉乾元」，紧接着「又曰：立天之道」「又曰：天行健」，三条都出自《周易》。类书的「又曰」是承前省略，承的是同一门内上一条引书的书名，不是上一条的任意内容。库中又曰承前书共一千九百余条，另有八条「又曰」前面没有任何引书，只能留空。这个规则听上去简单，实际有两个坑：一是门与门的交界，「又曰」不能跨门承接，否则会把上一门的书名误带到下一门；二是文体标记【诗】【赋】之后的「又曰」，接的是上一篇作品的撰人，而不是书名。数据层因此按 section（门次）为单位维护上一条书名，文体段另维护上一篇撰人，两类「又曰」分开承接。读者若要复原某条「又曰」的出处，最稳的办法是往上找到最近一个带书名的条目，并确认中间没有换门、没有换文体。还有一层：文体段的「又曰」接的是上一篇的撰人与篇题，而不是书名。例如【诗】之后「又曰」再接一首，承的是上一位作者；若按书名承接，就会把诗题当作者。库中把文段又曰承前与事段又曰承前分开计数，正是为了让这两类承接不互相污染。跨门不承接这一条，在数据上表现为又曰无前书八条：它们前面没有任何引书，只能留空，不能借用上一门的书名。若强行承接，会把天部的书名带到地部，读者按书名回查时找不到对应段落，错误极隐蔽。若把「又曰」的承接链画出来，可以看到每一门的引书顺序，这比单条检索更能显示编者的取材路径。承接链若断在门界，最稳的读法是承认它无法复原，而不是就近借用。

有些段落明显把好几条引书挤在一起，为什么库里只记了段首那一部？

卷第四元正门有一条长段，从「孔丛子曰．邯郸民以正月旦献爵于赵王」起，中接「东观汉记曰．戴凭为侍中」，再接「汉书曰．鲍宣字子都」，三段各自完整，却挤在同一行里。这不是孤例：全库一千四百余段中，含两个以上X曰结构的段落有二千五百八十六段，占近两成。原因是底本按行切段，而原书的条目边界在这类地方已经模糊，整理时把相邻数条并成了一行。数据层的做法是以「段」为原子，citation 只记段首书名，段内后续的书名不另立条目。这样做的好处是每条引书都能落回一个确定的行号，坏处是会低估引书总量、也可能让「又曰」承接错位。要补足这一层，只能在段内再做一次X曰切分，但那会引入新的边界判断，且与段为原子的约定冲突。当前报告把它列为已知缺口：citation 八千七百余条是段首口径，不是全书引书总数。以卷第四元正门那条长段为例，段首是孔丛子，段中还有东观汉记、汉书两个「曰」，citation 只记孔丛子一条，后两条书名不入表。若要补全，可在段内按X曰再切，但「其父曰」「帝曰」这类对话也会被误切成书名，需要先屏蔽人物对话再切。这是当前版本明确留下的缺口。段内切分还有一个难处：有些X曰其实是人物对话，如「其父曰」「帝曰」「客曰」，这些不是书名。要在段内补全引书，必须先排除对话标记，再判断X是否为书名，否则会把「其父」当成一部书。这也是当前只做段首口径的原因之一。段内补引书若做，应作为可选扩展层，与段首口径并存，不要覆盖原有 citation，否则两套数字会打架。

库中有一千二百多种引书，其中七百多种只出现一次，这些孤条有什么价值？

按 citation 表统计，不同书名一千二百五十九种，其中只出现一次的有七百一十四种。孤条里既有常见的正史分书，也有大量地记、别传、异物志，如「宜都山川记」「临海土物记」「吴娄县记」「零陵先贤传」「王威别传」「外国事」「相马经」「风角要占」。这些书多数已经失传，仅靠类书保存一两条佚文。以卷第九十七鳞介部为例，螺门引「南州异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王韶始兴记曰．桂阳贞女峡」，都是单次出现的方志与异物记。对辑佚来说，一条孤条也可能决定一部书的存亡：书名、撰人、篇题、引文四要素齐全时，可据以补入佚书。但孤条也最不可靠：书名可能因形近而误，撰人可能张冠李戴，引文可能经编者删节。因此数据层对孤条只做原样保存，不据以推断成书年代或作者，报告里另列单次引书清单，供辑佚者按需核查。孤条中还有一类是书名本身可疑，如「怪志」「凉记」「潜潭巴」，前者可能是《怪异志》的省称，中者可能是《凉州记》，后者是纬书《春秋潜潭巴》的残名。数据层不替它们补全书名，只保留底本原样；辑佚者若要采用，应先据引文内容与同类书互证，再决定归入哪一部。孤条中也有价值极高者，如「相马经」「风角要占」「黄帝出军决」，这些书连《隋志》著录都残缺，类书里的一条往往就是全部佚文。但孤条的另一面是错讹率高，形近字、省称、合称都可能让书名失真，采用前必须与同类书互证。孤条清单本身也可以当作一份唐前佚书目录来读，书名、引文、门类三者合看，价值更高。

卷第一开头有一行「○本卷宋本缺．据明本补」，这说明底本经过怎样的版本拼合？

卷第一正文之前有一行独立校记：「○本卷宋本缺．据明本补．」同样的句子还出现在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以及卷第四十九至五十三。这个「○」是校记符号，不是正文。它说明整理者手中的宋本在这一卷缺失，只能用明本补足。换句话说，今天读到的卷一至四、卷四十九至五十三，文本来源与其余各卷不同：其余各卷可能有宋本依据，这几卷则是明本系统。版本拼合直接影响异文判断：若在这几卷里发现某条引文与《太平御览》所引不同，不能简单归为类书原文如此，也可能是明本在传刻中改动，而宋本原貌已不可见。数据层把这类独立校记单列为 volume_note，共十一条，不混入正文段落，也不当作门序。读者若要研究某门文字的可靠性，应先看该卷有没有「宋本缺」的标记，再看卷内夹注引了哪些他书作校。十一条卷级校记里，多数是「本卷宋本缺．据明本补」，少数是具体门名的用字争议，如卷五社门那条长校记、卷九十四「原讹驮」。两类校记性质不同：前者是整卷底本来源，后者是单字校勘。数据层把两类都放 volume_note，但在报告里分开说明，避免读者把整卷换本与一字改易混为一谈。版本拼合还有一个后果：卷一至四、卷四十九至五十三的用字可能整体偏明本，若拿这几卷做字形统计，会与其余各卷不一致。数据层因此把卷级校记单列，读者做全书的字频、异体字研究时，应先把这几卷标出，避免把版本差异当成语言差异。若日后找到宋本，这几卷应优先校，因为它们的底本来源最可疑，改动空间也最大。

卷第五「社」门开头那条长校记，究竟在校什么？

卷第五岁时下部「社」门前有一行很长的独立校记：「○按本篇据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祖篇．当作祖．今篇目作社．及条内各社字．疑均后人臆改（详各条下．）正月祖祭．礼始汉代．见续汉书礼仪志注．通典四十四．」这条校记不是在改一个错字，而是在争一个门名：整理者认为这一篇原本应作「祖」，依据是《北堂书钞》卷一五五「祖篇」；今本门目作「社」，且门内各条「社」字，怀疑都是后人臆改。校记还给出两条旁证：《续汉书·礼仪志》注与《通典》卷四十四，都记正月祖祭之礼始于汉代。于是「社」与「祖」不是简单的形近，而是两种岁首祭祀的混淆。数据层把这条校记放在 volume_note，门名仍按底本作「社」，不擅自改成「祖」；但读者查社祭材料时，应知道这一门可能混入了祖祭内容。这类校记是版本层的硬证据，价值远高于一条普通夹注。这条校记还引了《通典》卷四十四作旁证，说明校者不是只凭一本《北堂书钞》立论，而是用类书、政书、正史注三重证据。这种校法在清代校本里很常见，也提示今天的读者：底本夹注里的据某书改，背后往往有一串版本与制度考证，不是随手改字。「社」与「祖」在汉魏礼制里是两种不同的岁首祭祀：社祭土地，祖祭道路与行神。校记说「正月祖祭．礼始汉代」，正是把「祖」当作岁首出行之祭。若今本门内混入祖祭材料，读者按「社」读就会觉得文不对题；这正是校记要提醒的地方。社、祖之辨不只关一个门名，还关涉整卷岁时礼俗的读法，校记的分量因此远超一条普通异文。

卷第九十四那条「○原讹驮．据冯校本书目录改」属于哪一类校勘？

卷第九十四开卷处有一条独立校记：「○原讹驮．据冯校本书目录改」。它说的是底本某处原作「驮」，冯校本依据本书目录改成了另一个字。这条校记有三层信息：一是错字性质，属形近或音近之讹；二是校改依据，不是他书对校，而是本书自己的目录；三是校者，冯氏校本。类书的目录与正文常常分头流传，目录用字有时比正文更早、更稳，所以据本书目录改是一种内校法，可信度高于据他书臆改。这条校记被单列为 volume_note，而不是塞进正文，是因为它管的是卷首部名或门名的用字，不属于某一段引文。读者若只搜正文，会完全看不到这条校记；若把校记混入正文，又会让「驮」字凭空出现。版本层的处理原则是：校记独立成层，正文一字不改。内校法在类书整理中很重要，因为类书的正文与目录常常分头流传，目录用字有时更接近原貌。但内校也有风险：若目录本身已被后人改动，据目录改正文就会以讹传讹。这条校记只说明冯校本这么改，不保证改得对；读者若要采用，应再查他书或本书他卷的用字。「驮」与目录所改之字，究竟哪个是原貌，今天已难断定。校记只留下冯校本据目录改这一动作，没有留下改前改后的完整异文。读者若要追查，只能回到冯校本或本书目录，看目录用字是否与正文其他卷一致。这类单字校勘，最考验版本链的完整度。单字校勘最能暴露版本链的断点，一条原讹某往往牵出整卷的用字问题。校记只记动作不记理由，读者若要判断，得回到冯校本与本书目录本身。这类单字校勘的结论，最好连同依据一起写进注文，方便后人复核。

正文里大量「〈○太平御览二作某〉」的夹注，是唐人的原注还是后人的校记？

卷一天部门引《皇览记》一条，中间夹着「〈○太平御览二作皇览冢墓记．〉」；卷第八十五谷门引《东观汉记》作「天下野谷旋〈○东观汉记作旅．〉生」；卷第五十七七门引傅玄七谟序作「非张氏至恩．〈○太平御览五百九十作思．〉」。这类夹注都以「○」开头，后面点出另一部书或另一个版本的异文，格式是某书某卷作某。它们不是唐人的原注，而是后世校勘者用他书对校后加的校记：所引《太平御览》《初学记》《文选》《北堂书钞》都是唐以后可查的类书与总集，唐人编书时不会用太平御览卷二这种卷次来注自己。库中这类校记一千七百八十八条，占全部夹注的六成以上。数据层把它们标为 kind='jiao'，与旧注、音注分开；读者若把它们当成原书正文，会误以为类书本身就有跨书对校，那是把校勘史倒读了。这类校记的卷次写法也很讲究：「太平御览二」指《太平御览》卷二，「初学记一」指《初学记》卷一，「文选二十二」指《文选》卷二十二。卷次数字是校者核对时留下的坐标，不是正文内容。抽取夹注时若把「二」「二十二」当正文，会污染引文；数据层把它们整体留在 note 里，正文一字不动。校记引书的卷次还有一层用途：它告诉我们校者手边有哪些书。既引《太平御览》，又引《初学记》《文选》《北堂书钞》，说明校者用的是唐人类书与总集的对校本，而不是宋元刻本。这为判断校本的时代与质量提供了线索。校记的卷次坐标还能反推校者所见版本的卷帙分合，对研究类书的流传颇有帮助。校记与正文分开存放，读者才能同时看到底本原貌与校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