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部二十四卷合编本的《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三·第四十四则只有一小段对话，却是一篇完整的考据。吴云岩家扶乩，降坛的仙也自称邱长春；一客问：《西游记》果真是仙师所作，用来演金丹奥旨的吗？乩批一个字：然。 客再问：仙师的书作于元初，可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太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这是为什么？乩忽不动，再问也不复答。纪昀只写四个字：知已词穷而遁矣。 结论下得极简：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他没有展开作者之争，也没有提任何书名，全靠几个衙门名把对方钉住。这一招的关键在于所选的名目都太具体：锦衣卫、司礼监、兵马司、中书科，任何一个熟悉本朝官制的人一听就知道不是元初的东西。 另一读更有意思：这一则真正的对手不是邱处机，而是当时极盛的扶乩风气。纪昀在别处多次记乩仙有验、乩诗可诵，此处却只抓住一次失手，而且抓得极准——不是问神仙有没有，而是问一个制度细节。用名物破托名，比用义理破迷信有效得多。 留白在于他说明人依托无疑，却不说是谁；也在于那位客问完就不再追问。一场降神会到此为止，仙退场，人散席，只有几个官署的名字留在纸上。 还可以补一层：这一则之后，扶乩在书中仍不断出现，纪昀的态度始终是分人分事——有时记其灵验，有时揭其伪托。他并不想一举废掉这门术，而是要让它在具体的名物面前退一步。这种打法比宣言有效，因为它留下一个可以被反复检验的标准：说得再玄，也要对得上人间的官制与年代。至于那部书究竟出自谁手，他宁可不答，也不肯用一个猜想代替另一个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