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署名过路人，先说书名的来历：「今过路人务以街谈巷语，记其道听途说，名之曰《何典》。」这句把三件事一次说定：材料是街谈巷语，方法是道听途说，结果是何典。三者合起来，是一种自觉的降格。 降格有实际用处。清末小说若声称有典据，就要受经史标准的检验；声称只是道听途说，反而获得自由：可以写官吏索贿，可以写和尚养汉，可以写强盗造反，都可以说街上就是这么说的。这是通俗小说常用的一层保护色，也是它最诚实的自我定位。 序二接着说「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把全书的人物与语言一并归入鬼话。这句话不是骂人，而是体例说明：既然满纸鬼话，读者就不必拿阳间的礼法去校正细节。于是书中鬼可以死、可以升天、可以告状、可以成亲，全部合法。 但道听途说并不等于随便写。正文的细节极密：一桌供品要列猪、羊、素菜、鬼馒头；一场丧事要写头七、幡竿、火居道士、酒肉和尚；一桩官司要写呈子、验尸、仵作皂隶。这些都不是空话，而是市井知识的实录。序把它说成道听途说，正文却按实录的密度写，二者构成一种张力。 所以，序二的道听途说有兩面：对外是免责声明，对内是取材宣言。它告诉读者，本书的价值不在典据，而在把不入典的街谈巷语记得足够细。 还可以补一句。序二把材料降到街谈巷语，也顺手把读者抬到与作者同席的位置：你我都在这条街上，听见的是同一批闲话。这种平视姿态，使全书不必端着架子说话，也为后文的俚语、詈语、歇后语打开了门。平视带来一个后果：书中的话没有一句是替读者作主的，读者须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