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石第三十一》里，贤良引贾生之言，道出谏诤的两难：话说得太恳切，辞气浅近，听者不入心；说得太深，又逆耳，反而失了指归。这句“谈何容易”的感叹，是全篇的基调。贤良接着举胡建不得其死、吴得几不免于患，说明直言者往往遭祸；又引“五盗执一良人，枉木恶直绳”，说明众口铄金、直道难容。也就是说，谏诤之难，不只难在说服君主，更难在自保。丞相此前说“君子正颜色，则远暴嫚；出辞气，则远鄙倍矣”，强调谏者的仪态与辞气；贤良则把重点放在“言”的风险：仪态再好，话说深了也可能获罪。两种关注，一为修辞，一为政治处境。还可以注意，篇名“箴石”本指治病之石针，引申为谏诤；贤良说“今欲下箴石，通关鬲，则恐有盛、胡之累”，把谏诤比作针灸：针要扎到病处，才有效；但扎深了，可能伤及自身。这个比喻把谏诤的风险讲得很透。原文没有记载胡建、盛、胡的具体事迹，读者若要做政治史，需另找材料；在本篇里，恳言与深言的两难，是士人进言的永恒困境。谏诤之难，还在于“君臣之势”：臣子说得太直，君主觉得被冒犯；说得太曲，君主又听不懂。贾谊的“恳言”“深言”之分，正是这个两难的概括。贤良借此说明：不是士人不想谏，而是谏的通道太窄。他后面用“五盗执一良人，枉木恶直绳”作比，把直道难容说得更形象。还可以注意，丞相此前强调“正颜色”“出辞气”，把谏诤的失败归因于谏者仪态；贤良则归因于政治环境。两种归因，一责己，一责上，正好对撞。汉代有“上书”与“廷议”两条谏路，前者可以直陈，后者须顾体面；贤良所说的“箴石”，更接近廷议中的针砭，风险更高。原文没有记载胡建等人的具体事迹，读者若要做政治史，需另找材料；在本篇里，恳言与深言的两难，是士人进言的永恒困境。谏路之窄，非一日之故，士人自保与直言，本难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