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不足第二十九》的宫室段，贤良先写古时的简朴：采椽不砍削，茅茨不修剪，陶桴复穴，足以御寒暑、蔽风雨而已。随后写后世的演变：大夫达棱楹，士颖首，庶人斧成木构；如今富者井干、雕文、刻镂，穷极华丽。这段对照表面是怀旧，实际是财政批判：宫室越奢，木材、工匠、财力消耗越大，最终都转嫁到百姓身上。贤良的论证链条是“奢—耗—困”：上层多取一分，下层就少一分。这与《本议》的“与民争利”同调，只是把“争利”具体化为“争用”。还可以注意，贤良并不主张回到穴居，他承认“及其后世”有进步，反对的是“过度”：采椽不斫是适度，雕文刻镂是过度。这个“度”的判断，是《散不足》全篇的尺度。大夫一方的立场则是“饰杖修樽俎，为宾，非为主也”：礼仪排场是待客之道，不是自奉；言下之意，宫室器用之盛，有外交与礼制功能，不可一概斥为奢。两种主张的分歧在“奢的边界”：贤良以民用为界，大夫以礼制为界。原文没有给出宫室造价与木材用量，读者若要做建筑史，需另找材料；在本篇里，采椽茅茨是俭政的象征。宫室之奢，在汉代有具体的财政后果：木材采伐、工匠征发、运输耗费，都会转成徭役与赋税。贤良的“采椽茅茨”因此不只是审美偏好，而是财政约束的象征：宫室简，则民力省；宫室奢，则民力竭。这与《本议》的“罢盐铁”同属一个逻辑：减少官府的“取”，让民力回到本业。大夫的“饰杖修樽俎”则提醒：礼制排场有外交功能，过分简朴可能失仪。两种主张的折中，在汉代政治中反复出现：文帝罢露台以省百金，是俭政的典范；武帝建章宫、柏梁台，则是盛世排场。可见“奢俭”从来不是纯道德问题，而是财政与礼制的平衡。还可以注意，贤良把“古者”与“今”的宫室对照写得极细，从椽、茨、桴、穴到棱楹、井干、雕文，几乎是一部微型的建筑史。原文没有给出造价与工役人数，读者若要做建筑财政史，需另找材料；在本篇里，采椽茅茨是俭政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