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论第五十九》大夫的开场，语气极重：儒生抱着枯简呻吟，背诵死人的话，官府不拿他们当“文学”用。这句话把“文学”从“学问”贬为“空谈”，把儒生从“士”贬为“无用之人”。大夫的论证逻辑是：能治民者如大匠斫木，斧斤到处，中绳则止；儒生只会诵书，不会办事，故不可用。文学的回应则从“文王兴而民好善，幽、厉兴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风俗使然也”入手，强调教化与风俗的力量：儒生所传的，正是移风易俗之道。两种论证的分歧在“有用”的标准：大夫以“能办事”为有用，文学以“能化民”为有用。还可以注意，大夫并非全盘否定学问，他否定的是“死守旧简”的学问；他后面讲“俗非唐、虞之时，而世非许由之民，而欲废法以治”，说明他要的是“因时立法”，不是“废学”。文学则反唇相讥：孔子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难道孔子也无用？这一问把“有用”的标准逼回“道”的层面：有用不等于见用，见用不等于有道。原文没有列出儒生从政的具体政绩，读者若要做士人史，需另找材料；在本篇里，“死人之语”是务实派对空谈派的经典讥讽。“死人之语”的讥讽，在汉初有具体对象：叔孙通制礼，陆贾著《新语》，都是把古制翻为新用；儒生若只会诵旧简，确实难以应对军国实务。大夫的批评因此有现实针对性，不是空穴来风。但他把“诵书”与“办事”对立，也忽略了一层：制度与政策需要经典提供正当性，儒生的“死人之语”往往是政策的“活依据”。文学的回应正是抓住这一层：文王、幽厉之例说明风俗可移，而移风易俗正是儒者之长。两种“有用”，一为技术之用，一为价值之用；缺了技术，政策难行；缺了价值，政策难久。还可以注意，大夫说“有司不以文学”，把“文学”当作官职科目；文学则把“文学”当作道义担当。同一个词，两种用法，正是汉代“文学”一词多义的缩影。原文没有记载儒生从政的具体表现，读者若要做士人史，需与《史记·儒林列传》对读；在本篇里，“死人之语”是务实派的经典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