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圣第五十八》里，文学用鱼水之喻讲法治：百姓依赖法，如同鱼依赖水；水清则鱼静，水浊则鱼扰；鱼扰则不安其居，鱼静则乐其业；乐业则富，富则仁生。这个比喻的妙处在于把“法”从条文变成“环境”：法不是悬在头上的刀，而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水。水清，百姓安居；水浊，百姓惶惶。由此推出一个治理链条：法清——民静——乐业——富——仁生。也就是说，文学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他把法看作“生态条件”，好法养民，恶法扰民。大夫的回应则是“瞽师不知白黑而善闻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儒者只会批评，不会治世。这是在质疑文学的“操作性”。两种论证的分歧在“法的性质”：文学把法看成环境，大夫把法看成工具；环境要清，工具要利。还可以注意，“富则仁生”一句把经济与道德连起来：先富后仁，这与《论语》“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的思路一致。原文没有说明“清”与“浊”的具体标准，读者若要做法律思想史，需另找材料；在本篇里，鱼水之喻是德治论的形象化。鱼水之喻还隐含一个治理步骤：先“清”法，再“静”民，再“乐业”，再“富”，最后“仁生”。这是一条从制度到经济、再到道德的长链，任何一环断裂，后面都无从谈起。文学用它反驳大夫的“儒者不知治世”：我不是空谈仁，我谈的是仁的制度前提。大夫则从“瞽师不知白黑而善闻言”入手，把儒者比作盲人：听得见，看不见；能批评，不能办事。两种反驳，一为“我有方案”，一为“你无能力”。还可以注意，“水清则静，浊则扰”中的“浊”，既可指法条混乱，也可指吏治腐败；法不清与吏不清，都会使水浊。这把法治与吏治连成一体：清法必先清吏。原文没有说明“清”的具体标准与执行方式，读者若要做治理史，需另找材料；在本篇里，鱼水之喻是法治生态论的雏形。水清民静四字，后来成了循吏政治的常用语，可见此喻影响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