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是《申韩第五十六》里文学对法治的釜底抽薪：法可以惩罚人，却不能让人廉洁；可以杀人，却不能让人仁爱。言下之意，法的功能是“事后惩罚”，不是“事前教化”；要使人廉、使人仁，只能靠礼乐教化。这个论断在逻辑上很强，也很难反驳：任何法律都只能规范行为，不能直接改造动机。大夫与御史的立场则是“法设而奸禁”：通过严密的禁令与惩罚，使人为恶的成本升高，从而减少恶行；至于“廉”与“仁”，可以慢慢教化，但前提是先有秩序。两种主张的分歧在“次序”：文学主张先教后刑，御史主张先刑后教。还可以注意，文学紧接着用良医与良吏作比：良医贵在“审消息而退邪气”，不贵“下针石而钻肌肤”；良吏贵在“绝恶于未萌”，不贵“治之于已然”。这把“治未病”的思路引入吏治，主张防患于未然。大夫则强调“法”的刚性：没有刑罚作后盾，教化就是空谈。原文没有讨论教化与刑罚的比例与先后，读者若要做政治思想史，需与《论语》《荀子》对读；在本篇里，这句话是德治论的核心命题。“不能使人廉”的批评，其实触及了刑罚的边界：刑罚可以改变利害计算，却不能直接改变价值判断。一个人可以因怕罚而不贪，却未必因怕罚而廉洁；一旦监督松动，旧习复萌。文学的“绝恶于未萌”正是针对这一边界：与其事后惩罚，不如事前教化。但教化也有边界：它需要时间、需要示范、需要社会共识，遇到乱世或急政，往往缓不济急。大夫的“法设而奸禁”则是急政思路：先立规矩，再谈风化。两种思路的适用场景不同：治世宜教化，乱世宜刑罚；但本书的辩论发生在昭帝朝，既非乱世，也非纯治世，故双方都能找到例证。还可以注意，文学用良医“审消息而退邪气”作比，强调“辨症”；这与《轻重》篇扁鹊诊脉的比喻同构，说明文学惯用医学隐喻谈治理。原文没有给出教化与刑罚的配比，读者若要做政治思想史，需与《荀子·富国》对读；在本篇里，这句话是德治论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