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刑德第五十五》大夫的开场白，也是法家式治理的简明纲领：令用来教民，法用来督奸。两个动词一“教”一“督”，把法令的双重功能说尽了：先教后督，教而不从则督。大夫接着讲“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把严明视为有效的保证；再讲“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用网与兽的比喻说明法网不能疏。这套论证的预设是：民需要被教导，也需要被督责；法令是官府手中的缰绳。文学的回应则从“道径众”入手，指出法令太密反而使民迷惑；他并不否认法令有教化功能，而是否认“以法为教”的单一性。两种立场的分歧在“教”的主体与方式：大夫以法令为教，文学以礼乐为教。还可以注意，大夫用“督奸”而非“惩奸”，语气上留有余地：法的目的是督责、防止，而非单纯报复。这与他后面讲“刑德”并用的思路一致。原文没有说明“令”与“法”在汉代的具体区别，也没有列出刑罚种类，读者若要做法制史，需另找材料；在本篇里，这句话是法治论的起点，而非严刑峻法的宣言。“教”与“督”的次序，是这场争论的暗线。大夫把“令”放在“法”之前，意味着先教后督、教在督先；但他接着说“令严而民慎”，又把“严”当作教化的保障。也就是说，他的“教”不是温言劝谕，而是以严令示警。文学的“礼乐为教”则不同：先化其心，再正其行，刑罚只是最后手段。两种教化观，一为“以法为教”，一为“以礼为教”，背后是两种人性假设：前者假设民畏威则从善，后者假设民向善则自正。还可以注意，大夫说“法设而奸禁”，把“禁”当作目的；文学说“礼兴乐正则刑罚中”，把“中”当作目的。一个要禁绝，一个要适中；禁绝容易过度，适中容易纵容。原文没有给出“令”与“法”的条文区别，也没有说明教化在地方的具体做法，读者若要做治理史，需与《汉书·循吏传》对读；在本篇里，这句话是法治教化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