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是《贫富第十七》里文学对贫富问题的核心判断：古时人专守一业，利与禄不相兼，各业收入差距不大，所以贫富不悬殊。它的逻辑是“兼业致悬殊”：一旦允许食禄者兼营私利、掌权者兼做商业，财富就会向少数人集中。这个判断的历史依据其实有限：上古是否真“贫富不相悬”，文献难证；但作为批判工具，它非常有效，因为它把贫富问题从“个人勤惰”转成“制度兼利”。大夫的说法则是“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财富分布如物之在地，智者能经营而富，愚者不能而困，贫富差异是智力与能力的结果。两种归因，一为结构，一为个人，正好对撞。还可以注意文学紧接着说“夫乘爵禄以谦让者，名不可胜举也；因权势以求利者，入不可胜数也”，把“兼利”具体化为“因权势求利”，矛头直指权家，而不只是富商。这使得贫富论与《刺权》《疾贪》连成一气：贫富悬殊的根，不在市场，而在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原文没有给出古今贫富差距的量化对比，也没有说明“兼利”的具体形式，读者若要做经济史考证，需另找材料；在本篇里，这句话是结构批判的支点。“兼业兼利”在汉代有具体所指：官吏兼营商业、豪强兼营借贷、诸侯王兼营盐铁，都是常见的兼利形态。文学把贫富悬殊归因于此，等于把矛头指向“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不只是市场交易本身。这与《刺权》“权家之利近”、《疾贪》“长吏厉诸小吏”构成一条完整的批判链：权力寻租——兼业兼利——贫富悬殊。大夫的“智愚”论则把这条链切断，只留下个人能力一环。两种解释的差别，决定了政策方向：若贫富源于兼利，就该限权、禁兼营；若贫富源于智愚，就该劝农、教民，不必动制度。还可以注意，文学说“诸业不相远”，意思是各业收入差距应有限度；这是一种“合理差距”观，而非绝对平均。他并不主张均贫富，而是主张“不悬”——差距不要大到撕裂社会。这个分寸很重要，它让文学的社会理想区别于后世的均田、均产。原文没有给出汉代各业收入的比较数据，也没有说明“兼利”的合法与非法界限，读者若要做经济史，需另找材料；在本篇里，“不相悬”是社会正义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