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之第四十二》里，大夫这句话是对整场辩论的方法论批评：你们称引往古，多不合当今事务；论者不必处处相反，只求可行。这句“期于可行”是全书最务实的宣言，也是大夫为自己立场辩护的底线：政策不是文章，能行才算数。文学的回应则从“异时，县官修轻赋，公用饶，人富给”讲起，用近世经验证明轻赋可行；也就是说，文学并非只谈往古，他也有当代例证。两种论证的分歧在“证据类型”：大夫要“可行”的当下经验，文学要“应然”的古制典范；大夫把古制视为空言，文学把当下视为失序。还可以注意“不必相反”四字：大夫其实在要求一种建设性的辩论规则——你可以不同意，但要给出可执行的替代方案。这在全书里是少见的“程序性自觉”。然而大夫自己是否给出了可执行的替代？他的方案是击夺、屯戍、官营，仍然是政策而非细则。文学的方案是轻赋、德怀、罢官营，也同样缺少细则。双方都在“期于可行”的旗号下谈原则，这正是本书辩论的吊诡之处。原文没有记录“前议公事”的具体内容，读者若要复原上下文，只能从《本议》以来的各篇推断；在本篇里，这句话更像一次中场哨声，提醒双方回到实务。“期于可行”四字，其实也适用于整场盐铁会议。贤良文学要的是政策转向，大夫要的是政策延续；双方都在争“可行”，但可行标准不同：一个以民力可承受为可行，一个以边费可支撑为可行。大夫说“称引往古，颇乖世务”，是把“古”判为不可行；文学说“异时，县官修轻赋，公用饶，人富给”，是把“近世”判为可行。于是“古”与“今”都成了论据，关键在于谁选哪一段历史作参照。还可以注意，大夫这句话出现在“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之后，也就是辩论已近尾声、诸生将退场之时；此时批评“乖世务”，更像是总结陈词，而非交锋。文学的回应则把“轻赋”与“富给”连在一起，暗示现行政策之前曾有更宽松的时期，这是对“往古”批评的间接反驳：我不是只谈远古，我也谈近世。原文没有说明“异时”具体指哪一朝，读者若要做政策史考证，需另找材料；在本篇里，这句话是辩论方法论的自我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