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通第十五》由御史开场，先描述内郡的困境：人多、水草不足、地势温湿不宜牛马，百姓只能脚踏耒耜、肩挑背负，劳而寡功。这段地理描述的功能是为“移民实边”“开通边地”一类政策辩护：内郡地狭人稠，边地有可耕之地，不移民、不通边，内郡的劳力就困在低效的耕作里。文学的回应则从“禹平水土，定九州”讲起，强调各地“各以土地所生贡献”，本可自足；问题不在“地不足”，而在“制不均”。也就是说，御史把困境归因于自然条件，文学把困境归因于制度安排。同一幅内郡图景，两种解释：一个说“地不够”，一个说“取太过”。这一回合的论证技巧值得注意：御史用的是具体的地理与农具细节（温湿、牛马、耒耜、负檐），文学用的是历史与制度框架（九州、贡赋、井田）。前者以实击虚，后者以纲带目。原文没有给出内郡与边地的人口、田亩数目，读者若要做历史地理考证，需另找材料；但在本篇内部，这些细节足以让“劳罢而寡功”的画面立起来，也让政策的紧迫感显得真实。这段描述还有一项容易被忽略的信息：农具。御史说“民跖耒而耕”，跖是踏，耒是原始的踏犁，说明内郡农具简陋，效率低下；“负檐而行”则说明运输靠人力挑担，没有畜力。农具与畜力两项短板，正好解释“劳罢而寡功”。文学的回应没有否认这些细节，而是把问题转成制度：若土地分配得宜、赋役有节，即使农具简陋也能温饱；反之，纵有牛马也会被征走。两种解释各有道理，也各有盲区：御史看重生产条件，文学看重分配关系。还可以注意，御史这段是在为“通边”张本：内郡既不宜牛马，边地或有宜牧之地，移民通商便可两利。文学则担心通边引来边患与征役，宁可守内。原文没有给出内郡与边地的亩产、户数对比，读者若要做量化，需另找史料；在本篇里，农具与畜力这两个细节已足以让“地狭人稠”的困境具体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