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耕第二》里，文学用这句话勾出古制：田税十分取一，川泽按时开放而不禁，百姓都在南亩耕作、不失本务。三个要素——低税率、开放资源、专务农耕——合起来才是文学的理想税制。它的对立面正是当下：税率之外还有盐铁、酒榷、均输，川泽被禁，百姓被征发去做“末”业。文学的逻辑是：只要税轻而泽开，民自能富；官府多取一分，民就少一分本钱。大夫的逻辑则是：边费浩大，十一之税不足，必须另辟财源。两种逻辑的分歧不在“税率高低”，而在“财政责任边界”：文学认为官府应量入为出、少取于民；大夫认为官府应先保边防、再谈轻税。还可以注意“泽梁以时入而无禁”一句：文学并不主张无条件的开放，而是“以时”，即按节令开放，说明他并非全然排斥管理，而是反对“禁”字背后的垄断。这一细节很重要，它让文学的“古制”不至于沦为无政府状态，而是一种有节令、有秩序的低干预。原文没有给出十一税的具体征收方式与折算标准，读者若要与汉代田租制度对读，需另找史料。值得补一句：文学说的“十一而税”并非孤立的税率主张，它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共同构成一个“轻税+开放资源”的组合。轻税让民有余力，开放资源让民有副业，两者相乘，才有“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的安定。若只取轻税而仍禁川泽，民力仍被堵死；若只开川泽而税重，民仍不堪。文学的方案因此是整体性的，不是单点减税。大夫的回应则指出：边费不会因轻税而减少，若只取十一，军费从何而出？这一问在《力耕》《本议》反复出现，是文学方案最难回答的地方。还可以注意“咸被南亩”四字：被者，覆盖也，意味着所有劳力都归田亩，没有游离于本业之外的人。这与大夫“开本末之途”的主张正好相反：一个要人归本，一个要人分流。原文没有说明十一税之外是否还有口赋、更赋，读者若要与汉代赋役制度对读，需另查史料；本书提供的是一种税制理想，而非征收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