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有第三》末段，文学引“孟子云”一段：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斧斤以时，材木不可胜用；田渔以时，鱼肉不可胜食。这段引文的功能是把讨论从“通有无”拉回“不违时”：只要不夺农时，衣食材用自然充足，何须官府跨区调度、何须商贾长途贩运。这是典型的农本论：财富的根在土地与时节，不在流通。大夫此前用名都之富证明“通”的重要，文学则用“时”证明“本”的充足；一个讲空间上的互补，一个讲时间上的秩序。两种论证其实可以并存，但文学的用意是“以本抑末”：先把“本”说成自足，再让“末”失去存在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原文讲的是“王道之始”，文学把它裁剪成四句排比，专取“不可胜用”之意，强化了自足感。这种引用方式在本书中很常见：引经不是为考据，而是为论证。原文没有讨论若遇灾年、地力不足时如何补救，这一空白正好留给大夫一方以“边费”“灾荒”反驳。引孟子这段还有一层结构上的巧思：四句排比，分别对应食、衣、材、鱼，几乎覆盖了民生的主要门类；每一句都以“以时”为条件，等于把“富足”归结为“不夺时”，而不是“多取利”。这就把大夫的“通有无”逼到墙角：若本业足以自足，通有无便成了多余的官府动作。但文学回避了一个问题：各地物产并不齐备，遇灾则更不足，单靠“不违农时”无法解释跨区域调运的必要。大夫正是抓住这一点，在别的篇里以边费、灾荒反驳。所以这段引文的力量在“理想”，弱点在“例外”。还可以注意，文学引孟子只取“不违农时”四句，未引孟子论“制民之产”“五亩之宅”等具体方案，说明他要的是原则，不是细则。原文没有讨论井田、限田等土地制度，也没有给出农户耕地面积，读者若想据此复原农本论的全貌，需与《孟子》原书及汉代田制材料对读。本末之辨，归根到底仍是时与利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