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有第三》开篇，大夫一口气列了涿、蓟、邯郸、温轵、荥阳、临淄、宛、陈、阳翟、二周等地，断以“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这张地名清单不是炫博，而是论证：这些地方未必都有沃野，却因处于交通与交易的要冲而富；富不在“地”，而在“通”。由此推出“通有无”的必要，也为均输一类跨区域调度张本。文学的回应从另一端起论：荆、扬有桂林之饶、江湖之利，蜀、汉有材木，只要“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各地自足，不必倚重商贾远运。也就是说，大夫看到的是“地域差异带来的交换需求”，文学看到的是“各地物产足以自给”。两种判断的差别，在于对“自给”的估计：文学相信只要不夺农时、不兴巧利，各地都能自足；大夫相信资源分布不均，必须靠流通补足。这一篇的地名清单因此有双重价值：既是经济地理材料，也是论辩策略——用一串真实地名制造“天下皆然”的气势。原文没有给出各地的物产数额或商税额，所有“富冠海内”都是定性描述，读者若要做量化研究，需另找史料。这张清单还有一层言外之意：名都之富，多因“通”而不因“产”。涿、蓟近边，邯郸、温轵当交通，荥阳、临淄、宛、陈、阳翟皆四通之地，二周更是天下之中。大夫用地名排比制造出一种“天下皆以通为富”的印象，从而把均输说成顺应天下之势，而非官府一厢情愿。文学则用另一串地名反制：桂林、江湖、陵阳之金、蜀汉之材，强调各地自有其饶，只要不夺农时，何须远运。两串地名，一串是“都会”，一串是“产地”，恰好代表两种经济地理观：都会观重流通，产地观重自足。还可以注意，大夫的清单里没有长安，说明他谈的是“天下名都”而非京师；文学的清单里多山水，说明他谈的是“自然资源”而非市场。原文没有给出任何一地的户数、税额或物产数量，所有“富冠海内”都是定性语，读者若要做经济地理量化，必须另找史料；但在论辩层面，这串地名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让“通有无”听起来像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