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书最锋利的一句对比，也是文学论证的样板：拿文帝朝与当下作时间上的对照，结论是“无之而富，有之而困”。它的力量来自极简：不加限定、不列数据，只给两个时段的印象。但正因为简，它可被三面质疑。第一，文帝时匈奴压力与当下不同，边费规模是否可比，原文未言；第二，文帝朝“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错币第四》大夫语）本身也是一种放权政策，民间富庶未必与“无盐铁之利”构成因果；第三，文学说“百姓困乏”，大夫在《贫富》《授时》等篇则归因于惰奢与灾疫，双方对“困”的来源判断不同。所以这句对比更像一个修辞支点，而不是统计结论。读它时要留意上下文：文学紧接着把商鞅拿出来，说秦用商鞅而富强、终至覆亡，用“利之所在，害亦随之”收束。也就是说，文学真正想说的不是“文帝好、当下坏”，而是“以利为国者，利尽而害生”。这一层意思，才是《非鞅》通篇的骨。再看得细些，文学并不否认商鞅使秦富强，他否认的是“富强可久”。他把秦的结局当作验方：以法以利强国，其强愈甚，其亡愈速。大夫则坚持“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把亡国归咎于二世与赵高，而非商鞅之法。同一段历史，两种归因，谁也无法用文本内证据彻底驳倒对方。这正是本书的常态：史例是共享的，解释权是争夺的。还可以补一句方法上的提醒：文学此处把“文帝”理想化，却回避了文帝朝同样存在边患与铸钱之乱；大夫把“商鞅”功业化，却回避了秦法酷烈的一面。双方都在剪裁史料，读者若把任何一方的史例当作信史，就会被论辩带着走。还有一处修辞值得点出：文学把“利”与“害”对举，却不说利在谁手、害在谁身，这种去主体的写法让批判显得普适，也让它难以落到具体责任人，读时须替他把主体补回去。文帝之治是否真如文学所绘，须另考；但在本篇里，它只是论辩的支点，支点不必是史实，只要能撬动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