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耕第五》一开篇，大夫不谈钱，先谈“藏”：家里有宝器还要装匣收好，何况人主的山海。这句话把盐铁从“财政收入”转成“产权归属”——山海之利天然属于君主，官府经营只是把本该藏好的东西管起来。文学的接话恰好针锋相对：“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看似承认天子有权，实则把“藏”解释成“守而不夺”，天子守海内是为了让百姓各安其业，不是为了把山海变成官府的作坊。这一回合的妙处在于双方共用“藏”这个比喻，却推出相反结论：大夫的“藏”是垄断经营，文学的“藏”是节制不扰。再往下，大夫说“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把专卖说成稳定市场；文学则回以“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强调山海是财富流通的通道，堵住通道就断了民用。两套话都用了“山海”这个词，含义却不同：大夫的“山海”是待管的国有资产，文学的“山海”是百姓赖以为生的公共资源。还可以注意“禁耕”这个篇题的暗示：禁的是“耕”于山海之利，也就是禁止民间私自采煮，而官府要取而代之。篇题本身就带着判词。文学随后说“民人藏于家”一句，实际把产权链条倒过来：先有民，才有国，先有家藏，才有国藏；天子之藏若夺民之藏，就失了“藏”的本义。读《禁耕》要留意，它讨论的其实不是“禁不禁”，而是“谁来禁、禁到什么程度”。大夫主张“禁”而有“平”，文学主张“通”而有序，二者都不赞成无序掠夺，分歧在主体与尺度。原文没有给出盐铁产量或课额，所有关于“官营效率”的推论都只能停在义理层面，这也是本书与后世食货志不同的地方：它留下的是论证方式，不是账册。顺带说，“禁耕”之“耕”未必实指农耕，而是泛指营作于山海；篇题用“耕”字，正把采煮盐铁说成一种“耕种”，暗含“山海亦可耕、当有主”的意思，标题本身即是判词。总之，山海归谁，决定了盐铁归谁；这一问比税率、比产量都更根本，也正是《禁耕》一篇立论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