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议第一》开篇不写议论，先落一个具体场面：始元六年，朝廷下诏，让丞相、御史同各地举来的贤良、文学对谈，题目是“民间所疾苦”。这句开场把全书性质定死了——它不是一部正面阐述制度的书，而是一场有诏书、有座次、有记录的对辩。紧接着发言的是文学，他们不先谈徭役、不先谈吏治，直接指向“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并请“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也就是说，盐铁在文学口中不是一项财政技术，而是“与民争利”的总病根。大夫的回应同样不含糊：匈奴屡犯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修障塞、饬烽燧、屯戍备边，边用不足，才“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于是一个回合之内，争点就清楚了：文学把盐铁看成夺民之利的末业，大夫把盐铁看成不得不办的边费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没有否认盐铁有钱可收，分歧在于这笔钱该不该由官府来收、收了之后民间是否更困。再细看这场对话的程序：诏书问的是“民间所疾苦”，文学的回答却先讲“治人之道”，把具体疾苦上升为治术问题；大夫的回答则把治术落回边防军费。一个向上抽象，一个向下算账，两种话语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平面上。也正因如此，后面的六十篇才会反复出现“你说原则、我说利害”的错位感。还有一种常被忽略的细节：文学开口即称“窃闻”，大夫开口即称“先帝”，前者把自己放在民间代言的位置，后者把自己放在先帝政策的执行者位置，两个自称就把立场钉住了。读书时若把这一篇当作“政策辩论的总纲”，后面五十九篇的许多话头都能在这里找到线头：文学反复追问“利归何处”，大夫反复追问“边费何出”。这也解释了书名为《盐铁论》而非《盐铁罢废议》——桓宽要存的是这场辩难本身，而不是一纸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