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新城北录下」列了一长串曲目，写法是「《秣陵春》〈（太仓吴伟业作）〉。《画中人》、《疗妒羹》、《绿牡丹》、《西园》〈（四种，宜兴吴石渠作）〉。」每部书名之后，用双行夹注标作者与籍贯；同作者多种，则合注「四种」。这不是随手列举，而是有体例的曲目账。 夹注写在书名之后，说明底本把「作品」放在主位，「作者」放在附属位。读者先看到剧目，再看到作者；而不是先立作者，再列作品。这种编排接近演出目录，而不是文学史。 底本还用了「四种」「二种」这类合注，如「《放偷》、《买嫁》〈（二种，连厢词，萧山毛大可作）〉」。合注节省篇幅，也暗示这些作品在同一作者名下成组。读者若要统计某一作者的曲目，需要把合注拆开。 值得注意的是，底本只注作者与籍贯，不注声腔、不注版本、不注演出效果。这说明这一段的用途是「存目」，不是「评点」。它要告诉后人扬州当时见过哪些剧本，而不是判断哪一部更好。 读这条时，可把曲目按作者分组，再看作者的地域：太仓、宜兴、松江、吴县、萧山、江都，几乎覆盖江南。扬州戏班所演，不是本地土产，而是江南传奇的集散。 曲目条还透露一个数量信息：所列举者多为传奇全本，不是折子戏。这说明扬州戏班演的是整本大戏，观众有耐心坐完整场。后世折子戏盛行，与这种整本演出传统不同，读时不宜以今例古。整本与折子的差别，是理解乾隆扬州演剧规模的前提。存目之用，在于记见过什么，不在于评高下。 戏曲条要分三层读：声腔（唱什么）、班社（谁在唱）、场合（在哪唱）。底本常把三层写在一段里，读者要自己拆开，否则容易把官班与土班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