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冈西录」写廿四桥，先引《扬州鼓吹词序》：「是桥因古之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此，故名。」紧接着写「或曰即古之二十四桥，二说皆非」，然后才引沈括《补笔谈》的桥名清单。这是本书处理旧说的标准程序：先引，再辨，最后给证据。 「先引」是为了保存异说。旧说即使错误，也有史料价值：它说明民间如何理解这个名字。底本没有因为「二说皆非」就把旧说删掉，而是原样保留，让读者看到争论的全貌。 「后辨」是为了给出判据。底本的判据不是「我觉得」，而是沈括的桥名清单：二十四桥有二十四名，不是一座桥的别名。有了这份清单，「二十四美人」之说自然不成立。 这种引书方式在本书中反复出现：引《嘉靖志》考蜀冈，引《天禄识余》辨九桥，引《南巡盛典》记御道。底本不直接给结论，而是把旧书、旧说、今见并列，让读者自己判断。 读这类条目，最好把引文—辨语—证据三段分开。引文是别人的话，辨语是李斗的话，证据是实物或书目。三段混在一起，就容易把李斗的判读当成原始史料。 引书之后，底本还会注明「此今之运河自江入淮之道也」这类按语，把古书与今地对接。按语是李斗的判断，不是引文；读者要分清哪一句是古人，哪一句是李斗。 这种「引—按—证」的写法，使本书既是地志，也是考据笔记。它不满足于抄旧书，而是用今见地名、实物、口传去核对旧书。这也是本书能被后世反复引用的原因：它保留了大量的「核对过程」，而不只是结论。引、按、证三段分明，才不会把李斗的判读当作古书原文。 互证条要分清引文—按语—证据。引文是古书，按语是李斗，证据是今见地名或实物。三者分开，才不会把李斗的判断当成原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