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本第一回之前，卷首弁言为了说明贤妻的重要，举了赵五娘的例子：「赵五娘说的好：“怕污了他的名儿，左右与他相回护。”」赵五娘是《琵琶记》里替丈夫尽孝、吃糠咽菜的贤妇，作者把她请来，是要给「贤德妻房」立一个标准。 紧接着又举乐羊子妻。乐羊子出外游学，想家回来，妻子把机上的布割断，说「为学不成，即是此机织不就！」乐羊子由此奋激读书，后来成名。这两个故事都出自前代文本，作者拿来当论据，不是当情节。后文却把这两个标准一一打碎。计氏不是赵五娘，她被休、被逼、上吊；素姐更不是，她骂婆婆、打丈夫、放火。书里没有一个媳妇肯替丈夫回护，倒有无数个婆婆被媳妇气死。前代贤妇的故事，在这里成了反衬。 这种用法很聪明。作者先让读者想起赵五娘、乐羊子妻，再用素姐的所作所为去对照；不必多骂，读者自己就知道差在哪里。经典越是正面，素姐越显得不堪。 常见读法认为这些典故只是掉书袋；另一种读法认为它们是作者的隐形标尺：先立一个贤妻的谱系，再让今世的悍妇去拆。拆得越彻底，劝世的意味越重。赵五娘的故事还有一层：她是媳妇，不是女儿。她在饥荒里侍奉公婆，丈夫蔡伯喈却在外娶妻；她的贤，是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撑起来的。作者引她，其实是在说：贤妻要能替丈夫尽孝。 乐羊子妻则是另一种贤：她能逼丈夫向学。一个管家，一个劝学，正好对应父母俱存与教育英才两乐。作者选这两个例子，不是随手，而是把三乐里的两乐都落到妻子身上。后文的素姐两样都不做。她不侍奉公婆，反而气死婆婆；她不劝丈夫读书，反而打他、咒他。前代贤妇的两种功能，她一样不占。典故在这里不是装饰，是量人的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