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本第八回珍哥撒泼，作者忽然插入「看官试想，他那做戏子妆旦的时节，不拘什么人，挦他的毛，捣他的孤拐」，把叙述停下来，直接和读者算账。第十回写到罚纸，又插一句「看官听说。什么叫是大纸？是那花红毛边纸的名色。虽是罚纸，却是折银。」 这些插入不是装饰。它们至少承担三种功能：解释制度，如大纸折银；评价人物，如珍哥的今昔；预告后果，如「只怕后来还不止此」。第七十三回写群妇上庙，作者先讲一通男女混杂、不分良贱的世风，再让素姐出场，议论成了场景的注脚。 更细的一层是，叙述者的议论常常替读者划出道德边界。珍哥撒泼时，他说这是戏子习性未改；素姐上庙时，他说「可也再没有那知书达礼的君子合那秉礼守义的妇人到那个所在去的理」。先定性，再叙事，读者很难保持中立。 到第一百回，叙述者干脆退到幕后，让胡无翳和冥司判官把因果讲完，最后自己出来念佛。说书人的声音从开场贯穿到结尾，只是越到后面越少调侃，越多判断。 常见读法认为这是明代长篇保留的话本痕迹，删掉也不影响故事；另一种读法认为这些议论是作者的第二叙事，没有它们，报应结构就缺一套解释系统。两种读法都成立，区别在于你把作者当成讲故事的人，还是当成布道的人。这些议论还常常自相矛盾。作者一边骂悍妇，一边说「惧内怕老婆，这倒是古今来的常事」；一边劝人持戒，一边把破戒的场面写得活色生香。矛盾不是败笔，而是这部书最真实的地方：道德判断和世俗趣味始终在打架，读者也被卷进判断，很难只当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