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本第一回开篇之前，卷首题辞说「此书传自武林，取正白下，多善善恶恶之谈。」武林是杭州，白下是南京，八个字把一部山东故事的流传路径说成了一条南北线路：稿子从杭州来，到南京校正。 这句话还交代了书的性质。题辞说它「多善善恶恶之谈」，又说「乍视之似有支离烦杂之病，细观之前后钩锁彼此照应」，可见校订者最担心的不是文字，而是读者看不出结构。也就是说，这部书在刊行时已经被当成一部需要导读的长篇。 凡例又补了一层：「本传晁源、狄宗羽、童姬、薛媪，皆非本姓，不欲以其实迹暴于人也。」校订者知道人物有原型，故意改姓；这既是避祸，也是把真人真事改成劝世故事。版本的整理与道德的遮掩，在这里是同一件事。第一百回收尾说「说这晁源姻缘事故已完，其余人等，不用赘说」，语气像一个整理者在给全稿收口。可见今本的面貌，至少经过一道有意识的编辑，不是原始稿的照搬。 常见读法把这些话当成书坊广告；另一种读法认为它们提供了最早的版本信息：杭州来源、南京校定、人物改姓、结构被强调。这些线索不足以还原成书过程，却足以说明今本不是一人一时写成的。 武林与白下还暗示了读者群。杭州、南京是晚明出版中心，书从那里出来，说明它面向的是城市读者，不是乡塾课本。题辞担心读者嫌它「支离烦杂」，正说明它先被当成一部难读的长篇，而不是畅销的通俗故事。凡例说人物改姓，又说「其事有据，其人可征」，这又把版本问题变成伦理问题：书里写的是真人真事，只是改了名。校订者一边替人遮丑，一边又要读者相信事情是真的。真实与隐讳同时被强调，正是这类世情书刊行时的常见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