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李绛，宪宗时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宠，既为神策军护军中尉，尝欲于安国佛寺建立圣政碑，大兴功作。绛即上言：“陛下布惟新之政，铲积习之弊，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立圣政碑以示天下以不广。《易》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执契垂拱，励精求理，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赞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乃反亏损盛德。岂谓敷扬至道哉？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幷无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然后有之罘、峄山之碑，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适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可拟议于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业，举贞观、开元之政，思理不遑食，从谏如顺流，固可与尧、舜、禹、汤、文、武方驾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政？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德碑，严励请立纪圣功碑，陛下详尽事宜，皆不允许。今忽令立此，与前事颇乖。况此碑在安国寺，不得不叙载游观崇饰之事；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匪政经，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上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