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褚人获一百回本〈隋唐演义〉第五十五回，李密、王伯当的首级悬在长安竿上，魏徵一见「悲恸不安」，向秦王请假一月，要去熊州熊耳山寻尸安葬。他此时已是秦王府的人，按理该避嫌；他却说「臣将来报殿下之日长，报魏之事止此而已」，把余下的旧债一次还清。 他的理由分两层。第一层是「为臣当忠，交友当义」，李密虽负唐，王伯当却「全忠尽义」，尸骨「暴露荒山，魂魄凭依异地」，他不能看着不管。第二层更实际：他拿汉高祖葬项羽作比，说厚葬旧主可以让魏之将士倾心来归。忠义在这里不是空话，它同时是替唐收人心的政策；他甚至明说「臣此行非独完魏之事，实助唐之计也」。 秦王先不肯放，说「孤正欲与先生朝夕谈论，岂可为此匹夫，以离左右？」魏徵仍坚持，最后唐帝下赦敕，连李密、王伯当妻孥一并赦免。这个结果说明他的请求被批准，不只因为旧情，也因为它对唐有利。魏徵把私义说成公利，秦王把公利听成私义，两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两种读法：一，魏徵是真不忘旧主，后来他敢谏太宗，根子在这份事死者如事生的执拗；二，这是一次精心计算的政治表态，既全私义又立公信。文本把两说都留下了：他哭得真，话也说得极像谋臣。较稳的读法是二者并存，不必替他择一。 魏徵的可贵，还在于他没有把这件事做成党争。他没有替李密喊冤，也没有要求唐帝追封，只求收尸、安葬、赦免妻孥；这是最低限度的义，也是最高明的政治。因为他一旦喊冤，唐帝就会疑他仍忠于魏；他只求葬骨，唐帝反而看见一个可以信任的臣子。忠义与权谋在这里不是对立，而是一件事的两面：他把旧主葬得越体面，新主越敢用他。后来贞观朝的直谏，靠的正是这份不欺死者的底气；他若连旧主都能出卖，太宗凭什么信他敢谏？这句话，比任何赞语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