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在书里出现得极早。第4章兄弟夜谈，瑞全要走，瑞宣说：「我没办法！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第27章换成叙述者的声音：「既不肯忍心的抛弃下一家老少，他就该设法去挣钱。他不该既不能尽忠，又不能尽孝。」到第36章他给自己定刑：「他须承认自己的不能尽忠国家的罪过，从而去勇敢的受刑。」三条连起来看，谴责的对象很清楚——不是「留下」，而是「空转」。 瑞宣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第11章他跟钱先生谈文化，第36章他已经把日本人在教育、经济、思想上的侵略全看明白，甚至觉得自己的心离政府「更近了一些」。他知道得够多，拖住他的是一本具体的账：祖父、父母、妻子、两个孩子。老舍没有把这本账写成借口，也没有写成美德，他把它写成重量。 真正给他松绑的是第89章。明月和尚捎来一封没头没尾的信：「老路子走不通了，希望你能另觅新途。抗战嘛，人人都得考虑自己应当站在哪一边，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瑞宣读完「高兴得打心眼儿里笑出了声」，立刻决定去铁路学校，「哪怕是法场呢，他也得上」。文本接着给了一句判词：「仗，已经打了四年，他第一次觉着自己有了主心骨。」 所以这是一个关于位置的故事，不是关于胆量的故事。瑞宣的痛苦来自他同时看清了两头的代价，而那个年纪的知识分子既没有组织可以依靠，也没有身份可以掩护。老舍让他一直到第89章才接上关系，等于承认：在没有门路的情况下，良心本身不构成行动能力。把他读成懦夫很容易，读成清醒的旁观者也成立；文本真正否定的是第三种人——既不走，也不认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