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他先烧书——「瑞全把选择和焚烧书籍的事交给了大哥」，烧书是断后路，不是泄愤。第12章临走那夜，他说的是：「只要我一出这个门，恐怕就永远不能相见了！」这句话把出走定性为一场有去无回的押注。 非走不可的第一层理由在第4章已经分派好了：兄弟俩一个尽忠、一个尽孝，祁家把两个儿子押在两边。第二层理由藏在瑞宣身上——他走，瑞宣才有理由留下，也才永远欠着一笔账。第82章写他「身上带着秦岭上的黄土，老三瑞全在旧历除夕进了西安古城，只穿着一套薄薄的棉学生装」，第83章他扛着行李进前门，第84、85章与钱先生深谈，找到自己的战场。 回来的理由更实在。第99章他带着高第走进胡同，叙述者直接把话说破：「老三是中国青年的代表——象征着勇敢，强有力的新中国。」这句判词之所以不显得空，是因为前面铺了整整一卷的铺垫：他见过城外的中国（第82章的西安、秦岭），也见过城里的中国（第84章钱先生告诉他小羊圈死了多少人）。他回来，是为了让那个抽象的「新中国」能落在一条具体的胡同里，让祁老人亲眼看见自己没能留住的那个孙子长成了什么样子。 所以走和回是同一件事的两半：走是为了让抗战有一个祁家的人，回是为了让胜利有一个祁家的人。老舍没有让他带回战功、伤疤或官职，只带回一个人——高第，和一句「妈！」。把胜利写成进门的一声喊，是这个人物最省也最准的收束。 中间那一段常被略过：第84章瑞全见到钱先生，老人「虽然已是秋天，却只穿着一件蓝布的单道袍」，第85章「跟钱伯伯畅谈了以后，瑞全感到空前的愉快」。这两章是全书少有的、两个人都在说清楚话的场面——一个刚从城外回来，一个刚从牢里出来，把八年里各自见到的中国对了一遍。没有这场对谈，瑞全就只是个回家的孙子；有了它，第99章那句「中国青年的代表」才不是叙述者硬贴上去的标签，而是钱先生那一代人交出去的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