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写得很短。瑞全在山洞里「猛地用双手卡住她的脖子，她一声没哼，就断了气」。没有审讯，没有旁证，没有同僚在场，也没有任何一句内心辩解。紧接着同一章，他拿着招弟的证章和戒指去见胖菊子，说：「她完蛋了。她是第一个，你，第二个。」——招弟的死被当成一个通知，用来吓住下一个人。 文本里能找到的依据有两条。一是招弟确实附逆：第70章离家投敌，第88章之前已做特务，第92章韵梅在街上撞见她挽着西洋人。二是这件事发生在战争状态下，瑞全是地下工作者，不是法官。老舍没有写他为难，也没有写他痛快。 这就是问题所在：全书对「杀」这件事从不给统一的道德尺度。钱先生在游艺会上扔手榴弹（第64章）被写成诗人的觉悟；尤桐芳死在同一场（第64章）被写成一个人的选择；而瑞全掐死招弟，写的是动作本身——手、脖子、一声没哼。三种不同的笔法，说明作者并没有打算把它统一。 读者若要求一个交代，文本里最接近回答的是第84章瑞全那句自问：「他走南闯北的去找战场，原来战场就在他的家里，胡同里！」既然战场在家里，那么处决就只能是亲手完成的、没有程序的。老舍把这件事写得不好看，恰恰是评价的一部分：他没有把它写成正义的胜利，只写成一件必须有人去做、做完还要接着去办事的工作。至于是不是私刑，书里没有判词，这是留给读者的。 有一处上下文不该漏掉。第88章同章还写了：「蓝东阳勾搭上特务，在一天里，就从铁路学校逮走了十二个学生和一位教员。」也就是说，招弟所服务的那套机器，每天造成的是可以数出来的损失：十二个学生，一位教员。瑞全动手之前，这个数字已经存在。反过来，他的行动也有代价：第89章胖菊子挨了耳光之后的第一念头是「叫东阳马上去报告日本人，把四面城门关上，准能把瑞全搜出来，然后把祁家满门抄斩」。老舍把两边的代价都摆出来，却不让任何一方获得道德上的舒适——这才是他处理这类问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