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在正文之前有一段序幕，把自己交代得清清楚楚：「假若诸事都能照计而行，则此书的组织将是：1．段——一百段，每段约有万字。2．字——共百万字。3．部——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接着又说本来无须分部，「为了发表与出书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适当的地方画上条红线儿」，副标题《惶惑》《偷生》《饥荒》是「勉强的」加上去的，等将来印成整本，「这三个副标题，就会失踪了的」。 最后一段更不像序言：「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证能把他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落款是「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在打摆子中」。 把这段话读成作者谦辞就错过了要紧处。它把三个事实提前交给了读者：这本书是边写边发的，写作期间作者生病、流离，结局能否写完在动笔时并不确定。也就是说，读者从第一页起就知道自己将要读的是一部在不确定中生产出来的书。 这与正文的写法是一致的：全书没有一个全知到可以预告结局的声音，人物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祁老人囤三个月的粮，瑞宣不知道抗战要打多久，钱先生在第11章还在谈文化的鱼和水。序幕里那句「不敢保证能把他写完」，其实是全书的时间观——未来不在任何人手里。把计划写进小说不是炫耀结构，是把作者的处境和人物的处境对齐。 序幕里还有一层很少被提到：它把出书形态也算好了——「随写随出，写到够十五万字左右，即出一本，故三部各有两本，全套共六本」，还设想过将来印「蓝带布套的绣像本」，甚至讨论用石印还是刻木版，「此系后话。暂时且不必多去操心」。一个在打摆子的人认真盘算封面和印刷方式，这种不合时宜的认真本身就是抗战写作的实况。读者拿在手里的通常是一册合订本，而作者当初设想的是六本小册子、分批发售、随时可能停掉。知道这一点再读，那些看似拖沓的日常章就有了另一层意思：每一段都得能单独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