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钱彩、金丰八十回本〈说岳全传〉第四十四回，韩世忠擒到的只是假兀术，梁夫人便提出分任军政：自己「管领中军水营」，在「大桅上立起楼橹」，「妾身亲自在上击鼓」，以白旗号令韩世忠游兵。她还说「将军可同孩儿等专领游兵，分调各营，四面截杀。」，把韩世忠也编进自己的指挥链。她与丈夫立军令状，「倘中军有失，妾身之罪」。 作者写她登桅：「把纤腰一扭，莲步轻勾，早已到桅杆绝顶，离水面有二十多丈。」这段既有武将的决断，又有说书人对女性身体的描摹。诗里写她「旧是平康女，新从定远侯。」，一句话把她的出身与封号并置，既有偏见，也有敬服。战时她看号旗、敲鼓，「兀术向北，也向北；兀术向南，也向南」，韩世忠父子三面夹攻，兀术败入黄天荡。叙述者随即引史：「韩世忠大败兀术于金山，妻梁氏自击桴鼓。」史书只记击桴鼓三字，小说却铺成整场指挥系统。 梁夫人自己还提醒韩世忠「将军不可因一时小胜，忘了大敌！」，可见她在小说里不只击鼓，还承担战略判断。读法一：梁红玉在史传中确有其事，小说扩大了她的军事角色；读法二：登桅、号旗、军令状等细节多属书场增饰，不能当实录。较稳的读法是：人物有史据，场面是文学。《宋史》只留下击桴鼓的记载，小说却让她登桅、掌旗、立军令状；这不是史书漏写，而是文学在补写。作者引《宋史》不是炫学，而是给自己的想象盖一枚真的印章。黄天荡这一段还替她补了第二次判断。兀术困在死港，韩世忠以为「不消数日，粮尽饿死」，梁夫人却先提醒他别因小胜忘了大敌。后来兀术掘通老鹳河逃走，第四十五回梁夫人当面说「虽然天意，也是将军骄惰玩寇，不为无罪」。作者让她的判断两次应验，才把击鼓从场面升成谋略：她不只是擂鼓助威的人，也是唯一在胜后仍保持警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