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回收尾的略节写得很清楚：「死的名严奇，军官名张大，持棍的名史丹。」三条名字，一条命。第四十五回包公升二堂，先命人给卢方上刑具，等人带到，又一声断喝，叫人卸去，改口称义士，还赐了座。卢方跪著不敢起，只说自己身犯人命重案，望乞从公判断。 关键在于包公随后说的话：「就是严奇丧命，自有史丹对抵，与你甚么相干？」又说「即将史丹定了误伤的罪名，完结此案」。照律例看，这一手并不算枉法：真正持棍打死人的是史丹，卢方只是出手拦阻、随后自行投县。包公要放的，是一个没有动手的人；要定的，是一个确实致人死亡的人。 但有两处可挑剔。第一，包公在卢方过堂之前就已「本阁已有办法」，审问更像补程序；他自己也承认花神庙之事「本阁尽知」，消息从何而来，文本没写。第二，史丹是个没有来历的莽汉，一句误伤就了结，从此不再出现；同一条律例若落在有背景的人身上，未必会这样快。侠义与法度在这里做了一次干净的交换，代价由一个最没有声音的人支付。 较稳的读法是：作者并不认为这是枉法，反而把它写成包公爱慕贤豪的证明，所以让卢方在堂上偷眼观瞧，暗赞那一派正气可畏可敬。另一种读法把它看作全书反复出现的模式——清官断案时，对小人物用律，对大义者用情。哪一种更贴近文本？包公那句「你乃行侠仗义，济弱扶倾」已经偏向前者，而史丹的下落被留在空白里，又给后者留了位置。还有一层：包公先让卢方上刑具，是故意做给众人看——「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这句是卢方自己说的，规矩他懂，包公也懂，先上后卸，比直接赐座更有分量。附带一笔：这一回之后，史丹再没有一句下文，卷宗里只留三行字，连他抵命之后的处置都没写。作者写小人物，向来如此——名字出现一次，命就交代了；读者若还记得他，全凭那三行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