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王冕看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说它「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文行出处”四个字要拆开看：文是学问文章，行是品行，出是出仕，处是退隐。八股只考文，不考行；只奖励出，不奖励处。王冕的批评，说到底是说这套制度把四个维度压成了一个维度。 匡超人是最好的反例。论文，他能选书、能代考、能写假文书；论行，他弃潘三、瞒前妻、把郑氏丢在乡下病死；论出，他进京做了官；论处，他已经没有“处”的能力——除了官场，他无处可去。他供「先儒匡子之神位」，是把“文”做成一个空壳，壳里没有行，也没有处。 杜少卿是另一极。他有《诗说》，有文；他散财、待友、厚待娄太爷的孙子，有行；他辞征辟，不出；他在南京卖文、游山、喝酒，有处。他不是完人，脾气大、不会过日子，但四个字在他身上都还活着。庄绍光是第三种：出而复处。他进京见驾，奏了十策，这是“出”；发现头巾里有蝎子，筮得「天山遁」，辞爵还山，这是“处”；他不肯和那些拜客的人缠，搬到元武湖去，这是“行”。他把“出”走到一半就停住，保住了后两个字。 第五十五回的四个奇人，是这四个字的民间版。季遐年写字、王太下棋、盖宽画画、荆元弹琴，是“文”；不伺候人的颜色、不贪人的富贵，是“行”；不做官，是“处”。他们干脆把“出”字去掉，反而把前三个字保住了。 所以“文行出处”不是一句道德口号，是四个互相牵制的维度。全书的人物都可以放在这四个字上量：有人只剩文，有人只剩出，有人连文都是借来的。王冕的预言不是说明朝会亡，是说明朝以后的读书人会越活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