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回，迟衡山对杜少卿说，南京有文昌殿、关帝庙，却没有一座泰伯专祠；他想约朋友捐资，「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让大家习学礼乐，成就人才。泰伯是让天下而不做的圣人，选他做祠主，本身就是对“争”的反面。第三十七回，大祭举行。主祭虞博士，亚献庄绍光，终献马二先生；司麾、司祝、司尊、司玉、司帛、司稷、司馔，各有其人；「六六三十六个佾舞的孩子」，加上乐工执事，「通共七十六人」。这不是随便的集会，是一次按照古礼复原的演习。全书写了那么多科举、官司、骗局，只有这一回，读书人真的在做一件“礼乐”的事。 但这场戏的根基很薄。祠堂是捐来的，礼器是凑的，人是临时聚的；主持的人一旦散去，它就只是一个空壳。第四十八回王玉辉到南京，进祠一看，迟衡山贴的仪注单和执事单还在壁上，乐器祭器锁在八张大柜里，钥匙在迟府。人还在，礼还在纸上，但已经没人奏乐了。 第五十五回，盖宽和邻居走到雨花台，看见泰伯祠「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楼板都没有一片」；乡间老妇在丹墀里挑荠菜，小孩子在门前踢球。盖宽叹：「这样名胜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这个破败不是偶然。泰伯祠靠的是士人的自觉和捐助，不是国家的制度；它能在一时聚起七十六个人，却挡不住人走茶凉。作者把它写得越隆重，后面的破败就越疼：礼乐不是没有发生过，是发生过又消失了。 泰伯祠是全书的正面试卷，也是全书的挽歌。它证明读书人曾经想靠礼乐自救；它也证明，在没有制度支撑的地方，礼乐只能是一阵风。王冕在第一回说八股“定的不好”，泰伯祠就是那“不好”之后，读书人自己找的一条补路——补得很美，也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