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进在薛家集坐馆，一年的束修不多，还要受东家和秀才的气。他六十多岁还是童生，馆就是他的饭碗；东家一不高兴，馆就没了。所以他进贡院看见号板，先是一阵心酸，然后一头撞上去——那不只是功名的屈辱，也是生计的绝望。马二先生选书，住在书坊楼上，身边没几个钱。他游西湖，看见酒店里的肴馔，只能咽口水；他为蘧公孙赎枕箱，把全部积蓄九十二两抖出来，连回杭州的盘费都只剩两把。选家听起来风光，其实是给书坊打工。 王玉辉做了三十年秀才，清贫，立志纂三部书：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他的学问不能换钱，只能换一个“好题目”；女儿殉节，他就把这个题目做到了极处。他们的共同点：都有功名或半功名，都没有稳定收入，都靠一门手艺活着——教书、选文、编书。秀才的身份给他们一点体面，也给他们一副枷锁：不能种田，不能经商，只能在这几条窄路上挤。 第二回还把坐馆的价钱写得很具体：夏总甲替周进说定，「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十二两要管一年，还要受东家、秀才、和尚的气；这就是一个老童生的全部收入。后来他中举、中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属——同一个人，前后差的不是学问，是一纸功名。 周进的脆弱是可以算出来的：没有馆，就没有饭；没有饭，就没有体面；没有体面，连“老友”都做不成。科举对穷秀才的压迫，首先不是精神，是肚子。所以这部书的科举批判不是抽象的“制度害人”，是一顿饭、一个馆、一张床。读懂了这些，才读懂周进为什么要撞号板，马二为什么把钱看得那么重，王玉辉为什么把女儿的死当成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