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挤的出九十二两银子来，一厘也不得多」——这是马二先生身上的全部。第十四回差人扣住枕箱，开价二三百两；他把钱抖干净，连回杭州的盘费都只剩两把，还是把这笔银子交了出去。差人拿了银子，另开一篇细账，把借贷吃用、衙门使费都记上，等于告诉他：这事还没完。马二先生不是不知道。 他的穷是底本明写的。第十三回他向蘧公孙自述：「小弟补廪二十四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一个补廪二十四年的老秀才，靠替书坊选文章糊口，九十二两几乎是全部积蓄。他游西湖时身边没几个钱，看见酒店里的肴馔，只能咽口水。这样的人拿出九十二两，不能只用“慷慨”两个字打发。 他肯出，第一层是义气。蘧公孙先拜他，称他“文章山斗”，把他当个人物看；马二先生是那种你敬他一尺、他还你一丈的人。第二层是他信「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他相信衙门里的麻烦可以用银子结清。第三层最要紧：他教匡超人「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他自己就是这套举业的失败者；他救蘧公孙，也是在救一个“读书人”的体面，救他信了一辈子的东西。 但枕箱里装的是禁书。马二先生花九十二两，买回来的不是公道，是沉默。差人拿了一次，还会再来；只要禁书还在，这个链条就断不了。他的义气能救一次，救不了这个局。 所以这笔钱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慷慨，是错位：一个最会讲举业的人，用举业的钱去补举业之外的窟窿；一个最相信制度的人，最后只能靠制度外的私了。九十二两银子，是全书对“读书人相濡以沫”最温柔也最无力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