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回，潘三案发，款单上列着“买嘱枪手代考”等事。匡超人看了，“魂从顶门出去了”——他怕的不是潘三，是自己“也有两件在里面”。蒋刑房劝他去监里看潘三，他搬出一套官话：「既替朝廷办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又说：「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两句话，把不去看人说成了遵守朝廷法度。 潘三对他不薄。第十九回潘三替他完婚，给他房子住，带他做“有些想头的事”。匡超人从乡下孝子变成省城里有头脸的人，靠的就是潘三。可潘三给的是黑钱，匡超人现在要的是官身；这两样不能并存。他的逻辑不是“忘恩负义”四个字能说完的。他把自己劈成两半：一半是“做诸生的时候”的匡超人，一半是“替朝廷办事”的匡大人。前一半可以讲义气，后一半必须讲赏罚。他用制度的语言，把私人的背叛说成公事。这比单纯的坏更可怕：他真的相信这套说法。 同一回里还有“先儒”那段。他在船上对牛布衣吹嘘，说五省读书人家家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纠正他，“先儒”是已经去世的儒者，他尚在，如何称得。他红着脸强辩“先儒”就是“先生”。一个靠代考、假文书起家的人，急着把自己供进“儒林”的正统谱系，连“先”字都等不及。 郑氏在乡下病死，他不在身边；辛小姐嫁他，他隐瞒前妻。潘三、郑氏、牛布衣，三个人分别代表他的过去、他的家、他的名。他一件件割掉，才换到北京城里的位置。所以匡超人的“不救”，不是一时怯懦，是一次身份清洗。他必须让潘三坐牢，才能证明自己已经是“朝廷的人”。作者写他红着脸强辩，比写他做坏事更狠：他连自己都骗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