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细柳》里最见手段的一笔，是那枚「伪金」。次子长怙请往洛阳经商，母亲毫不疑虑，出碎金三十两具装，末后又以铤金一枚付之，说这是祖上宦囊所遗，「不可用去，聊以压装，备急可耳」。到洛后他谢绝客侣，宿名娼李姬之家，十余夕散金渐尽，取出巨金一斫，才发现是伪金；李媪冷语侵客，姬又窃伪金首告公庭，他被絷、被掠，收狱中乞食于囚。 若只看前半，这是典型的严母故事：纵子远游，再让他自取其辱。但原文把设计写得很清楚。临行前母亲就对长子说过「记取廿日后，当遣汝之洛」；二十日后她解释：「汝弟荡心不死，故授之伪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缧絏中矣。」她算准了日子、算准了去处、算准了牢狱，甚至算准了长子在中丞处的面子够救人。这不是气话，是预案。 更早的布局同样精确。长福不肯读书，她给败絮、使牧豕，任其逃去，等他乞食自归，才说「若能受百杖，可来见」；乡人见她如此，纳继室者皆引细娘为戒，她「漠不为意」。她明知自己在拿名声换效果：人皆谓我忍，「但泪浮枕簟，而人不知耳」。所谓忍，是有账可算的忍。 所以她不是狠心，也不是慈母，而是把两个儿子分别当成两种材料来处置：一个用羞辱逼回书本，一个用伪金逼回本分。作者让她在篇末说「不引嫌，不辞谤」，正点出她的成本核算——她愿意付诽谤的价钱，只要换来两个儿子「一富一贵」。这种母亲在志怪里少见，在人情里却极真。怙被释回家，「犹恐母怒，膝行而前」，她只问一句「汝愿遂耶」，不骂，比骂更重；这一问，比任何责打都更像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