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红玉》里，压迫者出场只用一句履历：「宋官御史，坐行赇免，居林下，大煽威虐」。他见冯相如妻艳之，先「诱以重赂」，再「遣数人入生家，殴翁及子」，「群篡舁之，哄然便去」；冯翁「忿不食，呕血寻毙」，冯生只抱着孩子在血里呻吟。 常读作狐仙复仇，但原文的控诉对象是司法。冯生「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后来妻子「不屈死」，他「冤塞胸吭，无路可伸」，想半路刺杀宋御史，又「虑其扈从繁，儿又罔托」，只能「日夜哀思，双睫为不交」。 转折由一个陌生客推动：「君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忘报乎？」他不肯受托孤，说「此妇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只肯代庖杀人；事成后不留姓名，「不济，不任受怨；济，亦不任受德」。私刑在这里成了唯一有效的救济，而施刑者连名字都不肯留。 另一读法：真正让冯家复起的是红玉的经济重建，不是法术。她「出金治织具，租田数十亩，雇佣耕作」，「约半年，人烟腾茂，类素封家」，还预先「以四金寄广文」恢复他的功名。复仇解决的是仇，重建解决的是活；作者把两件事分给两个人做，侠客管杀，狐女管生。 异史氏曰「官宰悠悠，竖人毛发」，又惋叹那一刀「剁床入木者寸余」，「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还引苏子美「惜乎击之不中」。连作者都嫌私刑不够彻底，这句玩笑底下是明白的绝望：制度既然不给人公道，人也只好替天行道，而行道者还得靠别人代手，代手的人连姓名都不肯留，公道才勉强成立，这样的公道本身就已经残缺，残缺也得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