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6 回的写法很谨慎：秦桧与王氏定计后，「即写一小……」，底本把杀人的动笔落在宰相府，而不是御前。第 73 回追封时又让高宗下诏立坟祠、官子孙，前后对照，读者自然得出「皇帝不知情」或「皇帝被蒙蔽」的印象。 这一处理有两重作用。对内的作用是给高宗留余地：若明写高宗下旨杀岳飞，第 73 回的昭雪就无法自圆其说，除非把高宗写成反复无常的昏君。对外的作用是给「忠奸」一个清晰的落点：忠臣死于奸臣，皇帝的过失只是「听信」，不是「主谋」。 但从底本内部看，这个「矫诏」并不彻底。第 60 回削兵权是高宗点头的，第 62 回罢官是「劝朝廷准其所奏」，第 66 回杀人若全无御批，大理寺的狱、御史台的劾、金字牌的召还都无法解释。底本把程序写全，却在最后一击上收回皇帝的手，这是一处刻意的留白。 读者可以有两种读法。读法一：作者受限于时代，不能直斥君主，只能把罪归宰相。读法二：作者有意写「体制杀人」——皇帝不必下旨，只要默许，宰相就能用程序完成一切。第二种读法更贴合底本对程序的细致描写。 无论取哪一种，第 73 回的追封都不是翻案，而是修补：皇帝用哀荣掩盖自己先前的默许。忠奸对举的框架因此成立，但框架下面那层「皇权与相权的合谋」，底本并没有真的遮住。 补一层：第 66 回写岳飞在亭下叹「我若早信道月长老言」，把死亡归因于自己「不听劝」，而不是归因于诏令。这一笔进一步减轻了皇帝的责任，也让岳飞的死带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色彩。忠奸框架与宿命框架在此叠合：奸臣该骂，忠臣该敬，皇帝则该被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