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3 回写王俊首告，第 65 回写万俟卨逼供。底本对「谋据襄阳」这条罪名，始终没有给出物证：没有文书、没有同谋口供、没有兵变时间地点。 第 64 回岳飞在庭上「逐一开具招状」，从宣和四年从军一路自陈到绍兴十一年，通篇是履历，不是罪状。第 65 回万俟卨问「为何只有你一枝人马不肯班师」，岳飞答「我一生立心务要恢复中原」——问的是班师，答的是志向，罪名与供词始终对不上。 底本反而写了不少「无证」的痕迹：何铸问不出结果，改命万俟卨；周三畏不忍成狱，弃官入山；韩世忠上疏抗辩。这些人的反应，等于替读者说出「此案无据」。 从叙事策略看，作者不需要写实证，因为读者已知岳飞冤。他只需把「首告—逼供—定罪」的程序写全，让读者看见程序如何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运转。这比直接写「秦桧陷害」更有力。 所以答案是：底本没有给实证，而且是故意不给。它把「罪名」写成一句空洞的话，把「供状」写成一份战功清单，两者并置，冤就成立了。 这一留白也提醒读者：古代冤狱的关键往往不是「有没有证据」，而是「谁掌握审讯权」。第 65 回换一个主审官，结果就变了。 补一句：第 63 回的回目是「岳飞访道月长老」，正文却插入王俊首告，一前一后，把「求道」与「入狱」并置。底本用回目写岳飞的主观动作，用正文写他人的构陷，两条线在同一回交叉，读者由此感到命运不由自己。这一编排比单写审讯更有力。罪名是空的，供状是战功；两样并置，冤就成立了。无证之罪能成立，靠的不是证据，是审讯权；这一条比任何骂词都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