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4 回底本录高宗手诏，末署「绍兴六年六月初一日付岳飞。御押」；第 46 回又录一通，末署「绍兴六年九月日付岳飞」。两处都称「亲笔」「御札」，并带「故敕」字样。 诏是公开的朝廷文书，经中书、门下颁下，有固定格式与程序；御札是皇帝亲笔或近于亲笔的私人文书，直接给某位大臣，不经外朝。表则是臣下上行之文，与诏相对。 底本把御札全文抄入，等于让读者看到皇帝对岳飞说话的语气：不是「诏曰」的套语，而是「朕……付卿」的私信口吻。第 44 回前文还有「故兹亲笔，谅悉至怀」一类句子，更近书信。 这一区分的叙事作用很大。诏代表朝廷，御札代表皇帝个人；当秦桧以朝廷名义召还岳飞时，皇帝可以用御札安抚他，说明两人之间曾有信任。第 46 回岳飞「承诏」而上表陈情，正是这种私人通道的产物。 后来第 62 回罢官、第 66 回下狱，御札不再出现，只剩程序性的诏与狱词。文书的降级，与岳飞政治地位的降级同步。底本没有明说，但读者能从文书类型的变化看出来。 所以在名物层里，诏、表、御札、敕不只是四种文件，而是四种关系：朝廷对臣、臣对朝廷、皇帝对私人、皇帝对政务。本书用文书的种类写人际距离，比直接叙述更准。 补一句：第 36 回岳飞上表，末署「大宋绍兴三年七月日岳飞上言」，格式完整，说明本书对上行文书的程式很熟。第 44、46 回的御札则省去程式，只留「付岳飞」「御押」，一繁一简，正对应公文与私信的区别。文书层的价值，就在这些格式差异里。文书的种类在变，人与皇帝的距离也在变，这就是本书的文书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