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本统计：「曰：」一千八百七十五次，遍布七十五回；「道：」只有二十次，集中在第十六、二十九、五十六、六十五、七十等十余回。另有「话分两头」十四次、「却说」一百七十六次。 这个比例说明本书的对话层仍是文言句式，而叙述层已用白话套语。人物开口一律「某曰」，是史传体的遗留；段落转接用「却说」「且说」，是说话人的口吻。两种语体并存，互不统一。 后果之一是人物声音趋同。岳飞曰、秦桧曰、兀术曰，句式没有差别，读者只能靠内容分辨说话人，不能靠语气。第 66 回王氏那句「捉虎易纵虎难」之所以扎眼，正因为它脱离了「曰」的格式，是灰上写的六个字。 后果之二是引语极长。因为「曰」后面常直接接整段议论，一次开口可以写二三百字，第 9 回李纲、第 57 回张九成的对答都是如此。这更接近奏议，而非日常对话。 从版本源流看，这种「文言对话 + 白话转接」正是明代书坊「按鉴演义」的典型语体：它从《通鉴》类史书抄事，又从说书场借套语，两边都没有消化干净。本书的语言价值不在于精致，而在于它保留了这个过渡状态。 所以不能拿《水浒》《金瓶梅》的白话标准来衡量它。它的「曰」不是文言残留的失误，而是本书自我定位的标记：这是一部用说书套语包装的史传。 补一层：本书的「曰」还有一种功能——区分说话与记事。「曰」后面基本是人话，「道」后面偶有叙述者的插话（第 6、17 回的「道」即近于讲述）。所以「道」少，不只是白话少，也是因为叙述者很少插嘴。全书几乎没有「看官听说」一类的直接呼唤，说明它比《水浒》更远离书场，更靠近案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