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回李纲上疏，底本先交代「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说，皆中一时之病……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听」，随后逐条列出。这种写法在本书里不是孤例：诏曰十九次、表曰二十次、疏曰十四次、书曰十三次、檄与榜各二三次，文书总量相当可观。 整篇抄入的第一个作用，是给人物一个「文本化的身份」。李纲在本书里不是靠战功立住的，而是靠这一篇十事；读者记住他，靠的是条目而不是情节。同理，岳飞的表章（第 43、46、47、62 回）把他写成「能文之将」，而不只是能打。 第二个作用是替代议论。小说作者若直接评论朝政，容易越界；让当事人自己上疏，议论就有了归属。第 39 回李纲「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一类话，若由叙述者说出，是作者立场；由李纲说出，是人物立场。 第三个作用是节奏。大战之间插入长篇文书，等于给读者一个喘息段，也让连续的军事叙事有了文戏的对照。第 44 至 46 回连写藕塘、岳云立功、上表陈情，正是「战—功—表」的三段节奏。 代价是真实感与可读性的冲突：文书是文言，人物对话是浅近文言，两者语体不同，读者会有跳感。底本没有统一语体，说明它仍是「缀史」之作，而非成熟的说部。这一点在第 57、62 回尤其明显：一转入奏疏，叙事速度立刻放慢。 补一层：文书的插入也让本书保存了大量公文格式，如第 44、46 回御札末署「付岳飞。御押」，第 36 回表文末署「大宋绍兴三年七月日岳飞上言」。这些格式在今天看来是套话，在当时却是权力关系的标记。小说因此兼有文选价值，读者可从中看见南宋公文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