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0 回写「金熙宗既立为皇帝，遵旧元是为天会十三年，令诸将修甲兵，复将大举南侵」。第 71 回又写「金皇统九年五月，熙宗与众臣议曰……」。这两处都是金国纪年，且都出现在宋事正叙之中。 原因在于本书的叙事视野是「两国并写」。它不只写南宋朝廷，也写金国内部：完颜亮弑熙宗、金主废刘豫、挞懒主和，都是推动宋事的关键。要写金主的决策，就得用金国的年号，否则时间无法落点。 这带来一个技术问题：同一年有两个年号。绍兴十年对应金天眷三年，绍兴十一年对应皇统元年。底本没有做对照表，只在需要时直接写金号，读者若不留心，会把「皇统九年」误当成宋的年号。 第 71 回尤其容易误读：这一回写金国弑君，与宋事并行，底本用「皇统九年」标金事，用前后回的绍兴年号标宋事，两条线在同一回里交错。时间线若只取宋号，就会把这一回系在绍兴十二年之后，实际它写的是金国内部的一次政变。 所以本书的纪年规则是「各用其国号，不设换算」。这不是疏漏，而是编年体演义的常见做法：读者被默认知道两国并立。今天做数据时，只能把金号单列并注明「金」，不能拿它去替换宋号，否则整条时间线会错位。 还可对照第 28 回：秦桧追述二帝行程，先说「建炎二年八月」，再说「建炎四年七月」，同一段话里两次换年，说明他对年号的使用是「按事件标」，不是「按编年排」。第 71 回的金号也一样，只为标记金国内乱那一刻，不为建立统一时间轴。两国并写，就得两套年号；这是编年演义的代价，也是它的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