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八回本《东周列国志》第三十八回，赵衰向晋文公献计：「请下令，军士各持三日之粮，若三日攻原不下，即当解围而去」。第三日粮尽，原人缒城来约明晚献门，军吏请再留一日，文公却答「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又说「得原而失信，民尚何凭于寡人」，黎明即解围。 这个“信”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赵衰设计的可验证程序：先公开期限，再在期限届满时放弃眼前利益。原人先前被原伯贯诳过，说「晋兵围阳樊，尽屠其民矣」，两套信息一对照，晋国的信誉就被“证明”而非“宣称”。所以原民「争建降旗于城楼」，原伯贯不能禁止，只得开城出降。 同一回还有阳樊。魏犨围城，苍葛在城上答「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文公致书说「愿归周者去，愿从晋者留」，让百姓自择去留。一个用兵威，一个用信义，两相对照，作者其实在替“伯”做形象工程：能打，但不能只靠打。 两种读法可以并存：把它读成纯粹的道德，或读成高明的攻心术。较稳的读法是二者不矛盾。信在这里是可预期的治理技术，成本是晚得一座城，收益是让所有围观的小国知道晋的话可以信。文公随后「还以信守之」，用赵衰为原大夫，把一次军事承诺转成长期行政，这才让“信”落地。 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对读：左传更简，只记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谏者说原将降，公曰信为国宝、得原失信何以庇民。小说补出原伯贯的诳言与缒城细节，使“信”有了对手，也有了戏。评诗「口血犹含起战戈，谁将片语作山河」把信写得比城更重；但诗末又说谲诈不如信义长久，作者其实承认诈术有效，只是不肯让它赢到最后。放到全书结构里，降原与城濮退舍、萧鱼撤戍构成一组“信”的三级台阶：对原人示信，对楚人守诺，对郑人宽政。信一次比一次成本低，收益一次比一次大，这正是霸政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