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元放评点的一百零八回本《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七回，屈巫先谏楚庄王「若纳夏姬，是贪其色也。讨罪为义，贪色为淫」，又阻公子侧，说夏姬「夭子蛮，杀御叔，弑陈侯，戳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不祥莫大焉」。 这番话有事实底子。夏姬先是陈国夏御叔之妻，孔宁、仪行父与她私通，陈灵公也加入，三人“一妇三夫”；夏征舒长大后射杀灵公，楚庄王借讨罪之名灭陈，又把夏姬掳到面前。屈巫的“不祥”清单，其实是一份陈国丑闻的摘要。 可作者随即写「本欲留与自家」：屈巫谏止庄王、打断公子侧，本是想自己留下；见庄王把夏姬赐给襄老，暗暗叫可惜。叙事者直接揭穿了他的动机。两种读法：政治远见，或私心算计。较稳的是两者并存。他确实看出夏姬是楚国内外矛盾的焦点，也确实想据为己有。 后来他借出使郑国之机「遂与夏姬在馆舍成亲」，再叛楚奔晋，说明“不祥”之说从来不是他的真实信仰，而是排除竞争者的修辞。楚共王怒而抄没其族，屈巫遗书说「余必使尔等疲于道路以死」，后来果然「以车战之法，教导吴人」，把私人仇恨变成吴楚数十年的战争。 夏姬也不是纯被动：她对庄王说「倘赐矜宥，愿充婢役」，对屈巫说「夫君既不回楚，那使齐之命，如何消缴」，在枕畔推动奔晋。她的选择空间很小，却每一步都在利用唯一可用的资源：婚姻与情报。与《左传》成公二年、七年对读：左传已有巫臣“是不祥人也”的长篇与“尽室以行”的结局，小说补出“本欲留与自家”的心理独白，把春秋贵族的婚姻外交改写成一段带算计的私情。夏姬的“不祥”其实是男权话语的投影：所有灾祸都被记在她名下，真正争夺她的人反而隐身。小说并没有为夏姬翻案，但它把“不祥”的清单一条条摊开，让读者看见这些罪名多半由男人的争斗造成；她只是被反复转手的那件东西，却也是唯一能决定转手方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