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八回本《东周列国志》第六十一回，郑简公亲入晋军请受歃，晋悼公说「交盟已在前矣，君若有信，鬼神鉴之，何必再歃」，又「将一路俘获郑人，悉解其缚，放归本国」，并「虎牢戍兵，尽行撤去，使郑人自为守望」。 这与践土、城濮的盟誓形成对照：那时靠血与词，这里靠撤掉控制手段。悼公说「寡人知尔苦兵，欲相与休息」，又说「今后从晋从楚，出于尔心，寡人不强」。把选择权交还郑国，反而使郑“专心归晋”。 宽政背后是长期消耗。荀罃献“分军敝楚”之策，把四军分作三队轮番出征，楚进我退、楚退我进，不与楚决战，只求盟约；郑人因此被拖到“兵至则从，兵撤复叛”的疲态。萧鱼之前，郑已三次受盟，这次不歃血，是因为晋已不需要用神誓来绑住一个没有退路的对手。 两种读法：真诚的宽政，或更高明的控制。较稳的是同一枚硬币。撤戍放俘，是用最低成本锁定胜局，同时把“信”积累成诸侯的公共资产。书中也留了反讽：郑人此前「反覆似猱狙」，一边盟晋一边通楚；悼公并非不知道，而是算准楚不能再来。「寡人不负郑，郑其负寡人乎」把风险公开化，等于用道德语言包装实力判断。 会后悼公以「女乐八人，歌钟十二」赐魏绛，说「微二卿，寡人不能至此」，把和平归功于和戎与分军。与《左传》襄公十一年对读：左传萧鱼之会记赦郑囚、礼而归之、纳斥候、禁侵掠，并有严厉盟辞，大意是自盟后郑若不唯晋命是听而有异志，有如盟书。小说删去重誓，只留宽政，是刻意把“伯”写成“信”。留白也在这里：不歃血究竟表示信任，还是表示不必再以神约束一个已无退路的对手？文本没有替读者回答。从结果看，郑此后二十余年不敢萌二三之念，说明宽政有效；但从手段看，撤戍放俘都是在自己已能随时再来的时候做的。信与诈在这里不是对立，而是同一政策的两面。